1 .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1903年，他撰文论述道“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由此可知，其主张意在（       ）

材料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 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 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 “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 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 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 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 12 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 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 15、16 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材料三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着它们一样。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