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