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4-16世纪，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下列表格反映了这一时期与之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材料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民族”一词引进后，不久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各民族的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阐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必须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这样就把中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完全揭示出来了，并且把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必要性升华到了理论和革命纲领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彻底废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下表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当今世界各国国歌（选录）

——摘编自陈志音《我们的国歌》等

材料一   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其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运用法律否定了教皇和皇帝的权威，承认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独立及其正统地位。由此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顺应了工商时代的要求，是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开端。

——摘编自姚娜《浅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

材料二   一战后，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盟约》等条约形成了凡尔赛体系。下表是《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盟约》的内容摘选

——摘选自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