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国际法虽然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等原则，然而“非文明与半文明”的殖民地、附属国却无法享受这些原则的保护。在欧洲大国的主导下，近代国际法确立起保护关系，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原则，这些原则成为列强殖民扩张和统治的重要法律依据。

——摘编自常大毅《从法的性质看国际的本质》

材料二   二战后，国际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法律”，应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法领域的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原则被废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获得极大发展，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订立了大量国际法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公平、合理、互利”为原则，并推动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为协调对太空的利用，各国还订立了《外层空间法》。国际法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摘编自谢晓庆《论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与展望》

材料一   中古后期，西欧大学主要由学者们自发形成和组织，受救皇控制，50%以上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其教学与研究以经院主义哲学为核心，辅之以医学、法律等专业学科。14—16世纪，国家或民族教会创办的大学迅速增加，许多城市也在原主教学校、法律学校等的基础上相继成立大学，其分布范围向整个欧洲扩展，希腊语、修辞学和文学等“博雅课程”被认为能“发展那些蕴涵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而日益受到重视。

——摘编自易红郡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新创办了各类国立农学院、高等商学院及多科性技术学院等一批新大学，主要训练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拿破仑还授予巴黎多科工艺学校“为了祖国的科学与荣誉”的旗帜。此外，企业家也创立或资助了一批大学，如欧文斯创办的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剑桥、巴黎等传统大学在古典学科与神学之外，加强了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研究。各大学相继设置了图书馆和实验室等研究设施。此外，大多数大学中兴起了诸如德意志“青年协会”式的学生组织，号召“民族团结”“为祖国服务”，反对犹太主义与斯拉夫主义。

——摘编自贺国庆《高等教育的重大转折——工业时代欧洲大学的变革》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一   国际格局是世界上主要力量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国际格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反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五极力量此消彼长，构成均势；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二   在以往的几次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协议的形式，其对国际秩序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次格局交替时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出现危机预兆时，作为大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保障其将来的利益的工具，是大国意志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旧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际法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通过国际法可以将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构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辅之以相关保障措施。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   19世纪后半叶国际法大事记

1856年，欧洲大国与土耳其、撒丁诸国签署《巴黎宣言》，规定了海战法的四大原则。

1864年，欧美十二国签订《红十字公约》，确立了战争法中伤病者及中立人民待遇的原则。

1868年，欧洲十七国签订《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禁止使用一定重量以下的爆炸性弹丸或装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的弹丸。

1874年，欧美亚二十二国签署了第一个国际性邮政公约《伯尔尼条约》，并正式成立了邮政总联盟。欧洲十五国签订了《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宣言》，规定作战人员与普通平民区别对待，不准掳掠民物等内容。

1882年，签订了《保护海底电线章程》，对平时海底电线的保护作出规范。

1883年，欧美亚十五国通过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同时设立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旨在保护专利及商标。

1890年，欧洲各国铁路代表制定了《国际铁路货物运送规则》，并创设国际铁路货运联盟。

——摘编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等

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