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中美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总体上讲，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掌权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了掩盖政权的这一性质，使国家机器能够以大多数人意志的名义有效运转，美国设计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这些制度规范的基本要素如下：在政治体制上采用“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机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地方各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根据宪法的权力界定各行其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掌政权。在这些正式的制度规范之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施加了巨大的体制外影响，使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性。联邦宪法草案刚一脱稿就暴露出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部标榜为民主的宪法竟然没有写入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

——摘编自宗传军《美国民主制度特点新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社会发展要求，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制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最初实践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1954年，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正式建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总结和试验，不断扩大基层民主。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中的核心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决定和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首先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

——摘编自黄百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一般认为，古代东亚的世界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名为“天下”的中国世界秩序，朝贡制度是其核心，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朝贡关系。汉、唐、明、清时代是朝贡制度能较好运转的时代。中国始终是文化输出的一方，在历史长河中维持了华夏的内核与身份。从周边的朝贡国家的视角来看，寻求贸易机会是朝贡的主要动机，但这种贸易关系并非以贸易平衡为目标。明太祖朱元璋在《明皇祖训》中嘱咐后世子孙不得“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朝贡国根据自己对利益的衡量而自愿行动。朝贡关系是中国天下秩序的体现，属于天下法运行的外部表现。

——摘编自牟文富《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材料二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但继承了基督教世界的排异性理念，“国际法律体系便变成白种人的俱乐部，非欧洲国家只有证明自己是‘文明化了’的国家，才能被挑选进入这个俱乐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与之建立条约关系，扫除对华贸易的障碍。条约关系各国将外交视为“有武装实力的思考”。各国列强单方面攫取种种特权而不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则片面承担了大量国际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材料三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等思想内涵，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也超越了强国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实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创新认识和升华。

——摘编自张清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

材料   新中国诞生不久，由于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法国当时拒绝承认中国。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这次会晤，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善中法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法国仍然未承认新中国。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中法双方都期盼改善两国关系。在戴高乐总统的推动下，1964年1月法方代表博马歇应约来到中国使馆与中国大使进行磋商，双方同意于1964年1月27日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李敏《中法建交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