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改造基层的路径，并说明取得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与近代基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体系中，尽管其较为健全和正规的系统设置实际上只达到县一级。但是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并非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实际上在县衙以下依然存在着一些非正式的权力控制体系。从总体上来看，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中，大体延续着三种相对稳定的非正式权力主体，即县衙的职业化胥吏群体、里甲与保甲等准乡级政权组织的乡约地保群体和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员组成的乡绅群体。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毕竞还是一种非正式权力主体。因为作为统治者而言，自始至终都试图将地方士绅作为控制对象，而不是听任其成为社会控制的主体。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清末新政尽管拉开了议会政治的序幕，却主张“以行政之事归官吏，建言之责归绅士”为其主要的社会治理机制。传统社会的士绅已不再是一种非正式的权力主体，而是直接被纳入到政权结构与社会治理体系之中，由此也就确立了地方士绅在近代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近代绅权地方士绅“不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是依附于皇权的一般社会力量”。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治理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组织机构，他们的首领人员恰恰就是各地的士绅。曾经是以“士”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权威在地方自治的制度演变之下，逐渐开启了“士绅权绅化”和“绅权体制化”的合法性空间。平心而论，清末以来，总体上凸显的却是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相较于古代中国的不同之处及其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近代社会治理权力主体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