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160年比萨城市法典、1216年米兰城市法典、德意志的《德意志王国城市法》等出现，这些城市法成为市民实现自治、组建城市机关、开展经济活动、调整市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城市法庭处理案件依据的是城市法和城市古老的习惯，而不是遵循领主或国王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员及其他一些执行官，一般由市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负责处理城市的日常事务。城市法律对征税工作有规定，城市当局也会组织一些市场，“城市生活的高潮期是年市，总是在一个宗教节日或教堂落成礼的纪念日时举行，它不仅带来了贸易的活跃，也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和娱乐”。

——摘编自吴丹《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研究》

材料二：民国初期，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号称“模范省”，产业务求完备，自成一体。1924年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在以后的三年里，总商会成了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1903年，张謇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建设，南通被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荣家兄弟则尝试在无锡的工厂里搞一个“劳工自治区”。后世以他们为榜样的，有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这些自治试验无果而终，被白吉尔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