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3年，美国卫生财政预算占整个预算的第一位，1975年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1973—1977年，美国医疗费用年均增长10.2%，而其他消费指数仅上升7.7%。1980年，美国通过《医疗保险修正案》，规定凡住院者每天需自负180美元，60天后自负额减少到45美元。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位期间继续奉行医疗保障“不作为”政策，认为更多的医疗健康费用投入并不一定会给民众带来更好的卫生健康服务。截至1988年年底，美国还有353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占美国总人口的14.6%左右。
——摘编自高连克《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材料二 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发端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原来由企业包揽的各种福利制度，如今成为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负与羁绊。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财政和企业负担职工医疗费用的比重过高，阻滞了国家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减少支出规模。那些国有、集体企业之外的人员无法按照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模式享受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关于发展全民所有制卫生机构的方针问题；关于扩大全民所有制卫生机构的自主权问题；积极发展集体卫生机构；支持个体开业行医；关于在职人员应聘和业余服务问题；改革收费制度。
——摘编自宋学勤《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20世纪80年代中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相同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显著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第三次科技革命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器，三大前沿科学领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几乎都是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空间技术的利用和发展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一大亮点。苏美两国你追我赶，竞相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并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活动开始由近地为主转向飞出太阳系。
——摘编自檀有志《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关联与演变轨迹》
材料二：数字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卫星或光纤传输等数字技术手段，实现数据和信息大量且快速的传输，从而提高了企业间信息的匹配效率，减少了货物流转的时间，也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新的机会。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其中存在的数据安全、跨境监管等难题。
——张如庆、陆健美《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理论与实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例举第三次科技革命标志性的成就，概括指出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谈谈你对数字经济的认识。
材料一：1973年前后六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百分率)
| 国别 | 1950~1973年期间 | 1973~1997年期间 |
| 美国 | 3.8 | 2.5 |
| 英国 | 3.0 | 1.8 |
| 德国 | 6.0 | 2.1 |
| 法国 | 5.0 | 2.1 |
| 意大利 | 5.6 | 2.4 |
| 日本 | 9.2 | 3.3 |
——夏庆宇《20世纪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嬗变及理论启示》
材料二：在经历了长期繁荣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战后“黄金年代”的衰退期。对于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危机的成因，利润挤压论认为伴随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实际工资爆炸性的增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显著下降，从而导致经济疲弱。
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关系：1964~1973年
| 年均生产率增长(1) | 年均工资增长(2) | 差距(1)~(2) | ||
| 美国 | 1964~68年 | 2.4 | 2.5 | -0.1 |
| 1969~73年 | 1.0 | 2.0 | -1.0 | |
| 欧洲 | 1964~68年 | 4.5 | 4.3 | +0.2 |
| 1969~73年 | 4.2 | 5.0 | -0.8 | |
| 日本 | 1964~68年 | 8.7 | 7.6 | +1.1 |
| 1969~73年 | 7.8 | 10.6 | -2.8 |
——摘编自孟捷《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利润挤压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黄金年代”衰退的解释。
材料 中国驿道网络构建源于先秦时的信息传递，商代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称“驲传”，周代始筑“大道”用于王室同诸侯的联系。至周代驿道网络已见雏形。秦并六国后大修驰道，推行“车同轨”等政策，极大促进了国家驿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汉唐时期，驿道交通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网络也更趋完善。唐代以京城长安为中心修筑的驿道交通线覆盖全国。元朝疆域辽阔，各种军事行动频繁，因之所构建的驿道交通网络比前代规模更大，组织也更加严密。为加强对辽阔疆域和繁多政区的有效控制，清康、雍、乾三朝苦心经营，集历代驿道交通建设之大成，又据本朝特点加以“损益”，最终构建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道交通体系，使中国古代交通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古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众多行政中心城市的有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与驿道交通建设一样，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最主要是来自于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需要。为实现对各地城市的控制与管理，历朝统治者除了推行文官制度派出各级官员到各城市实现统治外，加强朝廷与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驿道交通格外发达的原因之所在。通过驿道网络，朝廷便可以便捷地与各级城市进行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从而实现王权对于辽阔疆域的控制与管理。这样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国驿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联，驿道交通网络遂成为行政中心城市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性保障。
——摘自鲍成志《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发展的特点及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动力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引起了生产工具的变革，从而导致生产的经营和管理上的变化，工厂制度开始形成。工人被集中在工厂进行系列性的工作，改变了以往分散和集中的个体劳动为主的手工业生产；改变了过去商业资本控制下的分发原料、加工制作、定期收购、转运出卖的商品产销体制。不仅如此，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工人的生产率，也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手工业工人，这时工厂的优势地位体现得更为明显。
——摘编自邹冠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生产模式的转换及影响》
材料二 据统计，1839年英国棉纺织厂工人总数为 259336人，女工146395人，占棉纺织工人总数的56.45%。19世纪中期，职业妇女的人数在全国劳动者中约为30%，工人的妻子成为男工不可缺少的帮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扩展、女子教育的改革发展，中产阶级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她们在教师、护士、医生、科学家等工作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妇女越来越独立且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益，宪章运动中的劳动妇女己不再满足于对男人组织的简单模仿，她们开始组建自己独立的组织，到1848年终于成立了统一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宪章协会”。
——摘编自尹丽曼《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工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后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材料 明朝的朝贡体系允许外国人以贡使的身份进入中国。外国商人被禁止永久居住在明朝境内，而且明朝拥有迫使他们接受这一条件的军事力量。任何想要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不论是买还是卖，都必须通过国家的渠道并建立一种双边关系，而建立双边关系的条件总是由明朝说了算。在南海周边出现了一个多边商贸网络，其主体是明朝册封的朝贡国的商人，这些商人逐步发展出了以中国制品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地区内贸易。这种贸易安排有赖于一个经济条件和一个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是明朝这个经济体必须不断为一个巨大的国外市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产品，即中国是拉动增长的引擎，政治条件是明朝政府必须继续阻止外国人进入本国市场。16世纪，明朝商品经济的增长和闭关政策的松弛，保证了这一贸易体系强有力的存在。这个网络的既有活力已足以使其本身成为所谓的“世界经济体”，但这个世界经济体并不是国家支持的航海所能创造的，只有贸易超越了朝贡才使得这一切发生。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海世界经济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海世界经济体”的特点。
材料 有学者对公元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作了如是概括，其中“东”指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西”指以西欧等为代表的西方。
第一阶段（公元500年至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东稳西乱，东进西滞，东学西传。
第二阶段（1500年至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西升东降，东强西弱，东富西追。
第三阶段（19世纪初至1945年）：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西学东渐，以西塑东，东西彻底逆转、易位。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历史主流。
第四阶段（20世纪中期至今）：东升西降，东西相持，多极平衡。
——据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制作一份历史年表。[要求：年表时段或时间表述符合材料意涵，史实准确，作答要素应包含阶段、时间(时段)、支撑史实、简要说明等。]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政策通常分为三个时期，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 阶段 | 特征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非典”爆发时期（1978一2003年） | 发展卫生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 |
| 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时期（2003-2015年） |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尝试实现城乡间、区域间公共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通过立法得以保障 |
| “健康中国”战略建设时期（2015年至今） | “健康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主题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实现从宏观卫生制度建设向日常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形塑的转变是“健康中国”战略从高屋建瓴到落地生根的题中之意 |
——摘编自李洁《从“制度”到“生活”：新中国70年来公共卫生政策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政策的演变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前我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意义。
材料 在中国古代早期，就出现了对某些特定的产品采取专门售卖的方式来获取一定财政收入的政策，齐国是最早开始采取这种专卖制度的国家。在汉武帝时期，酒类也纳入了专卖对象的范畴。三国至南北朝期间，基本的政策都是承继汉朝。唐中后期，禁榷制度又发生了改变，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通过禁榷制度解决了军费短缺的问题。到了宋代，禁榷制度更加完善且特点尤为突出，专卖的品种数量增加。在此之后的朝代几乎都采用禁榷之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摘编自郭越《宋代禁榷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古代禁榷制度演变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影响。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