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80年代，康梁等人上书指出：京师沟渠“塞淤不通”，街道“臭秽都蒸碍“兆民之卫生”，同时也会惹“外人之非笑”。1898年，光绪发谕饬修京城街道，随后官员纷纷上奏陈言涉及街道改造的机构、人员、办法、技术、设施、资金等。同年9月，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后改造街道之事戛然而止。至次月，总理衙门才同意先从“各国使馆洋人日常往来之地”开始修路，后次第续议兴修城内外其他街道。在修路上则以土路为基，上铺碎砖石渣加灌灰浆，逐层追压到底，街旁则修水沟二道，既保留了原来的中式石路，又参照租界的马路型制。虽有反对修路之声，总理衙门解释道：“今若遽议停罢，不惟失信多人”，而且若各国驻华公使“得据以为中国不能自办之证，必至复行立会，张议代修“抽铺捐、设洋捕，种种室碍之事，恐因此而生”。至1911年，北京城共修马路约舍48里，大街中央原来凸出的御道在平整后消失。同时，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工巡局、民政部等负责管理道路，城市排污、公共卫生、街道设施、交通工具等也随着道路的修整而革新。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后，将战国时期各国道路整合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开辟出通往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线。汉唐时期，南北道路交通空前加强，西北、东北、西南陆路交通进一步向外拓展。宋代，民间开辟且免征商税的私路出现，官路体系下驿路与县路之别正式制度化。元朝陆路交通以大都为中心向各个行省和统治区延伸，尤其是向东北、西北、西南方向延伸更广。明代基本承袭了元代的陆路交通格局。清代根据驿站设置状况，将驿路分为三等：主要由北京通往各省城的官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的大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小路，官路和大路主要服务于政治和军事需要。

——摘编自曹家齐《万里通途：中国历史上的陆路交通》

材料二   2008年底，公路总里程已达373万公里，是建国初期的46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60302公里，一级公路54216公里，二级公路285226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占总里程的比例为10.72%。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达199.56万公里，路面铺装率达到53.5%。公路密度由1949年的0.84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38.86公里/百平方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312.5万公里，通公路的乡镇、行政村比例增加到98.54%和88.15%，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达到88.6%，农村公路路网已经延伸到从高原到山区，从少数民族地区到贫困老区的各个角落。公路养护里程475.78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98.2%。

——据李晶《中国公路建设60年：从8.07万公里到373万公里》等整理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种人才奇缺，科技工作更是如此。党和政府从思想到行动开始理顺并探索科研工作以及科技人才的管理方法。1949年11月1日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海外科学家归国，并且通过留学苏联、东欧等国家以及建立研究生招考制度培养新中国的科技人才。1952年中国收到了近5000种苏联免费提供的书籍，其中许多书被列入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出版计划，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之后高校科研机构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等组成的科学研究体系。到1955年，我国科研机构达 840多个，科技人员增加到42.5万人。

——摘编自于飞《建国70年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与发展》

材料二   美国始终把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不断修改和完善技术移民制度，在高等教育等领域积极招收留学生。在位法上对私营企业的科技研发加以鼓励和保护，公司和个人从事研发活动并加以商业化转换，可享受税率优惠。大批美国高校从政府、企业和其他渠道获得雄厚资助，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美国各界一直在科技人才发展问题上居安思危，根据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摘编自张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科技人才发展状况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