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古代有关质量管理的内容。
| 史料记载 | 出处 |
| 先秦时期出现“物勒工名”制度，即在制作的物品上要镌刻工匠的姓名，以便日后发现问题时追究责任。 | 《礼记·月令》 |
|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甬（桶）不正，二升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均要罚款，“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 | 《秦律》云梦睡虎地秦简 |
| “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有行溢、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官吏如果是违法知情者，则与违法者同罪；不知情者，罪轻二等。 | 《唐律疏议》 |
| “民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军器监派人到各地都作院指导、监督各项标准的执行，并将执行标准和产品质量作为都作院官员考核的依据。 | 《宋刑统》 |
| 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不）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 《明律》 |
| 本店……须凡事究心，益求其善，以为子孙世守之业。倘有不肖……劣者则为下流苟且之事，丧心败德，永无昌炽之期。 | 清代徽陈士策 |
——摘编自李良平《古代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措施的启示》
材料二 秦汉时期，无论是对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产品生产，其“度”“量”“衡”等计量规范，以及法式、形制等质量标准都由官方直接控制。唐宋时期，政府除了对京畿地区和宫廷奢侈品、兵器等特殊产品采取较为严格的事前质量规范外，对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行滥”现象，则更多采用“诸色人”等社会主体主动“募告”以进行事后惩戒的方式进行监管。明清时期……政府对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监管从生产流程的直接控制转向对采购环节的事中、事后管理……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质量监管更大程度地依赖牙侩、行会、公所等社会第三方机构和个人进行，契约习俗取代法令条格成为商品质量监管的主流规范。
——摘编自程虹、陈昕洲《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质量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自战国时代开始从甘蔗中取得蔗浆以后，种植甘蔗日益兴盛，甘蔗制糖技术逐步提高，经近千年的发展，至唐宋年间，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作坊式制糖业。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遭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从唐宋开始形成的手工业制糖以来，制糖技术逐步得到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相继出现，土法制取的白糖、冰糖等新品种也相继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糖的理论著作。如北宋王灼于公元1130年间撰写出中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8世纪中叶，中国制糖技术传到日本。13世纪左右，传入爪哇，成为该岛糖业的起源。15~16世纪，中国的侨民也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传播制糖法。
——摘编自林国栋、陈如凯、林彦铨的《甘蔗的起源与进化》
材料二 15世纪末，哥伦布将甘蔗制糖技术传至西印度群岛，很快又传至古巴、波多黎各。15世纪20~30年代，甘蔗制糖技术先后传到墨西哥、巴西、秘鲁等，不久，甘蔗制糖业在南北美洲都发展起来。由于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直到殖民地的兴起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强国才开始在殖民地发展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在近代社会中，糖的生产已经与一个民族的生产发展力紧密联系起来。蔗糖在18世纪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正是由于殖民地贸易的兴起，蔗糖的广泛种植，糖果制造商在这个时候开始试验各种糖果的配方，大规模地生产，从而使糖果进入平常百姓家。
——摘编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甘蔗制糖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简析甘蔗制糖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甘蔗制糖业的发展与糖果制造业有何关联。
材料一 关于高利贷的明确记载始于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桓子曾“假贷居贿”。西汉的高利贷更为发展，放贷人数和金额都非常巨大。文帝时，农民为了交纳急征暴赋，有物产的只得将物产半价而卖，无物产的就只得借债，“取倍称之息”。唐宋时期高利贷盛行，玄宗曾下诏限制：“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北宋又有营债，是军官向士兵放的高利贷。《宋史》记徽宗政和二年（1112）臣僚指出的军政六弊，其一即为“举放营债”。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材料二 1715年路易十五即位，次年国家财政赤字接近1亿里弗尔。法国政府起用银行家约翰·劳，允许其开办一家银行并发行纸币，并授权他创办了一家“西方公司”，该公司股票竟能以最高达40倍的价格出售。股票热购刺激了货币流通需求，约翰·劳顺势大量发行纸币。这场冒险活动中，王室用纸币偿清了债务。但其底细很快泄露，人们争抢着去银行挤兑金币，银行印刻倒闭，许多金融家积存的大量纸币顷刻成为废纸，不少购买股票者破产。
——根据张芝联《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世纪70—80年代初，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鹤峰铜矿等，均在上海公开招股。1881年，上海股市渐入高潮，《申报》报道，“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1882年10月9日，原价100两的招商局股票涨至270两，原价105两的开平煤矿市价达230两，原价100两的鹤峰铜矿，市价涨到177.5两。好景不长，10月之后，股价一路狂跌，到1883年底，招商局及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仅60两，鹤峰铜矿市价30两。这次股票风潮后，人们视购买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材料四 199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亚洲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香港支柱产业悉数濒危，1998年GDP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牢牢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稳定；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使香港旅游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央政府多次表示在必要时将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帮助保卫港元，对投机势力形成强大震慑。香港对抗狙击金融危机取得胜利，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走上了复苏之路。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高利贷的主要危害。(2)根据材料二、指出法国政府起用约翰.劳的目的，以及这场“冒险活动”给法国造成的恶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股票风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应对香港金融危机的优势。
| A．带动了长途贩运业的繁盛 | B．体现了鲜明的专业化特色 |
| C．促进了区域商贸网络形成 | D．聚焦大批实力雄厚的商人 |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 A．表明当时农业多种经营日益兴盛 | B．巩固了江南地区经济重心的地位 |
| C．有利于解决当时严重的资源危机 | D．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突破 |
材料一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蓄民，度人力而授事……利足以生民。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摘编整理自《荀子》
材料二 《国语》记载：“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音zi，古代供祭祀的谷物）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人口）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财物增长）于是乎始，敦庬纯固（强大国力，庬，音mang）于是乎成”。农家学派强调抓住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要素，即人力、气候、土壤和地形。为此他们经常劝告统治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得时之稼，其臭（音xiu）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位变强，凶气不入，身无苛殃”。
——摘编自唐任伍、孟娜《先秦农家学派的民生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荀子的重农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农业地位和民生角度分析先秦时期重视农业的理由。
材料一 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从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最后流向伦敦的这一过程，是商人资本逐渐从发展、兴旺和衰落，最后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过程，也是西欧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加快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形成和发展。随着英国军舰在各大洋上游戈，英国商业资本家逐渐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工场、种植园，在世界各地收获自己的利益果实。在保护成本内部化、生产成本内部化的战略下，英国商业资本从商业和生产上，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有机地连成一体，让亚非拉欧成为英国商业体系和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联系越到后来越紧密。英国商业资本对世界经济整合作用的加强，反过来，无疑又加快了工业革命的进行。
——摘编自罗翠芳《商人资本国际流动与近代西欧社会经济转型》
材料二 最早与中国商人发生联系的西方商业组织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类的特许公司。就官方垄断的参与者而言，投资资金是在商业而不是制造业中聚积、分配。十八世纪在澳门与广东之间从事运营的西方商人以及中国商人会从书面契约中详尽记载中西联合商业风险活动。由于各自政府在特定领域授予他们的贸易特权，两个群体空前繁盛。中国的近代新式商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往来即已开始产生。近代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不仅早于工业，而且发展程度要比工业完善，经济实力也比工业雄厚。据估计，1894年中国近代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约是9：1，1920年是3：1，商业资本在产业机构中所占比重过大。
——摘编自【美】曾小萍《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欧近代早期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其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相较于西欧近代早期的主要不同之处并简述其影响。
| 河南《嵩县志》 | “今嵩县日用，近城者以麦粟为主；其山民玉黍为主，麦粟辅之。稻虽产，非常需也。” |
| 广西《白山司志》 | 陕南“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 |
| 贵州《荔波县志》 | “荔邑山多田少，惟恃此（苞谷）以度荒月。” |
| A．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 B．首先在北方平原地区得到推广 |
| C．给中国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 | D．反映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冲突 |
| A．防止了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 |
| B．建立了传染病防治保障体系 |
| C．形成了对传染病的科学认知 |
| D．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