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驿道网络构建源于先秦时的信息传递，商代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称“驲传”，周代始筑“大道”用于王室同诸侯的联系。至周代驿道网络已见雏形。秦并六国后大修驰道，推行“车同轨”等政策，极大促进了国家驿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汉唐时期，驿道交通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网络也更趋完善。唐代以京城长安为中心修筑的驿道交通线覆盖全国。元朝疆域辽阔，各种军事行动频繁，因之所构建的驿道交通网络比前代规模更大，组织也更加严密。为加强对辽阔疆域和繁多政区的有效控制，清康、雍、乾三朝苦心经营，集历代驿道交通建设之大成，又据本朝特点加以“损益”，最终构建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道交通体系，使中国古代交通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古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众多行政中心城市的有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与驿道交通建设一样，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最主要是来自于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需要。为实现对各地城市的控制与管理，历朝统治者除了推行文官制度派出各级官员到各城市实现统治外，加强朝廷与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驿道交通格外发达的原因之所在。通过驿道网络，朝廷便可以便捷地与各级城市进行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从而实现王权对于辽阔疆域的控制与管理。这样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国驿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联，驿道交通网络遂成为行政中心城市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性保障。

——摘自鲍成志《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相比于丝绸和青花瓷，茶叶进入西方的时间较晚，它的全球流动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16世纪开始的欧亚、美洲和非洲间物产大流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茶消费国。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霸权，茶价随之大幅下降，茶从开始的贵族饮品，逐渐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

——根据宋念申《发现东亚》整理

材料二

大本钟是英国国会大厦的报时钟，1859年完工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准确的四面报时钟，根据格林尼治时间，每隔1小时报时一次，方圆数英里之外都能听到钟声。大本钟钟楼被视为伦敦的象征。	埃菲尔铁塔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之际落成，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展示法国的工程学知识，象征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改变和进步，也体现了人类对技术的探索和追求，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材料一   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统计(1873-1910年)单位：千磅

材料二

材料三   1833开始，印度试种茶叶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1838年，第一次运到英国的印度茶叶在伦敦拍卖场就以每磅16至34先令的高价成交，而同期中国出口到英国的优等茶叶平均价格也只有2先令2便士。这并不是因为印度茶叶质量高于中国茶叶，而是因为买主皮丁“不惜以如此巨大代价而购买阿萨姆茶，无非为一种爱国思想所驱使，而欲以此鼓励英属阿萨姆一种有价值之生产品而已”。西方人与中国人所使用手揉 、锅炒等方法不同的是，他们已改用萎凋机、揉捻机 、解块机、水门汀发酵地板、玻璃发酵台 、烘茶机、切茶机、拣选机、筛分机及装箱机等近代机器。

材料四   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茶价大幅度下跌。1887年福建工夫茶的平均茶价只有1864—1866年的45.25%—60.75%,1887年平均茶价只有1864—1866年的31.75%—42.75%。福州海关,1882年茶叶出口税收为1724153海关两,到1891年减为946702两,年税收净减少了777451海关两。光绪十二年(1886年)收茶叶税厘及加捐军饷93.3万余两，十三年收85.1万余两，十四年72.1万余两。 1891年在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相继发生围攻教堂和外国人骚乱，1895年在四川和福建也发生类似事件。这些骚乱碰巧都发生在主要的产茶省区，这反映了当地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情形。

——摘编自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胶济铁路与近代山东

1904年建成通车的胶济铁路，东起青岛站西至济南站，是山东最早的铁路。某班级以“胶济铁路与近代山东”为主题开展研究性学习，搜集了如下史料。

【资料夹】

①清末民初，济南老字号瑞蛱祥绸布店，由专营土布转为主要经营洋布、呢绒等。益都（今青州）民众用洋纱织成的布料做衣服，手纺土布已几不可见。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三）②1905年，胶济铁路运输货物310482吨，到1913年，增加到946610吨。花生、核桃、豆类等原来只在产地附近销售的农产品均经胶济铁路运往青岛，再经海运输出。

——《胶济铁路史》

③益都杨家庄，未有铁路时，是一个偏僻的小村，无商业可言；有了铁路后，成为一个商业繁兴的集镇。单就烟叶交易一项，每年成交值，约有一百万元。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四）

④吾邑人情质实，安土重迁久成习惯，然数十年来，生齿日蕃，物产所入渐有不给之势，（胶济铁路开通后）则多有远游异域以谋生计者，此亦习俗之稍变于前也。

——孙维均《安邱续新志卷八风俗考》

⑤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节奏缓慢，不讲求精确计时。胶济铁路开通后，司机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开车与停车，不可早到或迟到，乘客也严格按照时间出行。

——赵建修《胶济铁路杂忆》

⑥清末民初，整个临清（运河沿岸城市）市井萧条，较之全盛之时已然面目全非，聊城、德州的情况也差不多；1905年青岛的贸易额比1900年增长了4.6倍，1910年青高的贸易总值已在全国各通商口岸中居第6位。

——《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