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材料   中国驿道网络构建源于先秦时的信息传递，商代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称“驲传”，周代始筑“大道”用于王室同诸侯的联系。至周代驿道网络已见雏形。秦并六国后大修驰道，推行“车同轨”等政策，极大促进了国家驿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汉唐时期，驿道交通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网络也更趋完善。唐代以京城长安为中心修筑的驿道交通线覆盖全国。元朝疆域辽阔，各种军事行动频繁，因之所构建的驿道交通网络比前代规模更大，组织也更加严密。为加强对辽阔疆域和繁多政区的有效控制，清康、雍、乾三朝苦心经营，集历代驿道交通建设之大成，又据本朝特点加以“损益”，最终构建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道交通体系，使中国古代交通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古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众多行政中心城市的有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与驿道交通建设一样，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最主要是来自于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需要。为实现对各地城市的控制与管理，历朝统治者除了推行文官制度派出各级官员到各城市实现统治外，加强朝廷与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驿道交通格外发达的原因之所在。通过驿道网络，朝廷便可以便捷地与各级城市进行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从而实现王权对于辽阔疆域的控制与管理。这样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国驿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联，驿道交通网络遂成为行政中心城市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性保障。

——摘自鲍成志《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