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材料一   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合股经营迅速发展。微州商人、山西商人，都有合股经营的传统。“近亲者乃至同乡问的合伙，即合股”的经营方式为当时所盛行。清代山西商人采用合股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字号店商人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但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6世纪，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放的工具。合股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富有责任心和经验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的业务。这种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投入海外事业。东方商人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等控制。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从1839年光生伏特效应被发现，到1954年太阳能电池的问世，光伏发电逐渐由理论探索走向量产应用。1980年以来，德国利用住宅、商场、企业屋顶开展分散式光伏发电，而大型地面集中式电站只占25%；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可再生能源法》，长期维持固定上网电价，为投资者稳定收益创造条件；推广“虚拟电厂”市场模式，依托中央信息技术系统，促进光伏能源的灵活调节与就近吸纳；优先考虑农用沼泽地安装发电设施，实现“一地两用”。然而，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征收，也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能源贫困”。

——摘编自谢晓惟《德国光伏发电综述》等

材料二   1958年，新中国研发的硅单晶，为“东方红”系列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引进国外光伏电池生产线。民用光伏发电则始于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并根据东中西部差异，逐渐形成了集中式与分布式并进的格局。以无锡尚德为代表的光伏企业异军突起，使中国在2007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光伏设备制造国。2015年，“光伏扶贫”因“收益稳定、见效较快、带动就业”，而被国务院纳入精准扶贫工程。基于“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状况，光伏发电已经成为中国兑现“双碳”国际承诺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韩梦瑶《中国光伏发电的时空分布、竞争格局及减排效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