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政策大事记

——摘编自钱振明《走向共同福祉：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2年，中国出现大城市迅速增长，而中小城市萎缩的状态。近年风行一时的县改区，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据民政部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撤销了149个县，增加了120个市辖区。例如，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堪比整个纽约市面积，或相当于20个曼哈顿岛，2016年变为上海的一个区。省会城市长春、武汉、济南、长沙和南宁在县改区后市区面积都达到7000平方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上海。北京1.641万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有其匹。县改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很多地方蜂拥而上，城市越做越大，变相加剧城乡差异。很多城市在新兼并的区域大量建造新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保税区以及田园城市等，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确实也有很多成为烂尾工程。

——摘编自王旭《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材料三   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土地成为私有，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土地分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给55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终身补贴”；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将买进的地块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另外，国家还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对农业机械进行价格补贴，免除农业机械燃料税。之后，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将全国分成了22个专业化产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成为小麦种植区；西部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禽牧业；北部地区，气温低，大规模种植了马铃薯和甜菜。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商品量，对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社员。

——摘编自马生祥《法国现代化》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一   1830年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铁路的投入运营，标志着美国“铁路时代”的到来。早期美国铁路的修建主要服务于水运发展需要，因此铁路线以短途为主，不成网络。铁路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工业化而来，“运河时代”正式结束。到1890年，美国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15万公里，比同时期欧洲铁路总里程还多。

第二次技术革命促进了铁路的大发展，路轨的标准化建设促成了全国性铁路网的形成。联邦政府无偿赠予铁路公司大面积土地并提供巨额贷款，对铁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二战后美国铁路总里程不断减少，由1960年的207334英里下降至2003年的99126英里；游客周转量由1940年的7.5%下降至1980年的0.6%;货运周转量由1940年的63.2%下降至1980年的37.5%。

——摘编自王济、田芳、刘玥彤《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交通发展变迁规律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铁路起步晚，发展慢，共建成铁路约9100公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铁路发展艰难，共建成铁路约1.7万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区建设铁路新线，繁忙干线实行电气化、内燃化改造，大幅度提高了运输能力。到197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5.17万公里，铁路连通了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蓬勃发展，铁路一度成为发展瓶颈，“买票难”“运货难”问题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后，铁路网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21世纪初，我国铁路总里程超过印度，跃居亚洲第一。20世纪80年代，旅客列车平均时速仅48公里，货物列车速度更慢。1997年开始，我国铁路陆续实施6次大提速，最高时速达350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铁路系统加速了高铁网从“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的过渡，同时完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体系，开工建设川藏铁路。到202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14.63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客运周转量、货运发送量和周转量等主要运输经济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摘编自傅志寰、刘忠民、李子明《中国铁路百年发展与创新》

材料一   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定都北京，盛京成为陪都，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统治者设置了柳条边地区，禁止汉人、蒙古人等开垦，这一政策阻碍了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康熙年间，为了对付来自沙俄的威胁，修筑了通往东北的驿道、驿站及屯兵重镇，进而促进了驿道腹地城市的兴起，如宁古塔、依兰、卜奎、瑷珲等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清前期在东北地区新置府、厅、州、县共104个，其中辽宁省38个，吉林省45个，黑龙江省21个，在这些新置的府县中，县一级的最多，共计73个。清前期，东北地区城镇的分布空间受到驻防体系的影响，主要城市集中于驿道附近和辽河流域。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城市的分布趋于分散，边疆及其内陆地区开始兴起了一些军事性质的城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摘编自王士宾《清代东北地区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材料二   东北自开商埠地的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该约的第十二款中有“奉天府（今沈阳）、安东县二处地方，由中国人自行开埠通商”的字样。清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所谓的“自行开埠”，即仿照条约开放口岸的形式，自行在中心城市或边境重点城市中划出一部分土地，统一按近代城市发展要求进行规划、建设，然后分片对外出租，允许中外商人到此租地、建房、经商，中方给予减税、让利等优惠，以期使这一地带迅速繁荣，成为城市近代化的先行地段。20世纪初，日俄两国倚仗侵略战争和资本输出在东北一些重要城市强行设立铁路附属地，由于日俄对所属附属地进行重点投资，因此附属地无论是人口还是建筑空间方面，其发展速度都要快于东北传统老城区，并逐渐取代老城区成为城市里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中心地带。

——摘编自曲晓范、李保安《清末民初东北城市近代化运动与区域城市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