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近代早期英国人口与物价均呈倍增态势，使英国的粮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影响社会稳定。1587年， 中央政府颁布饥馑政令书，授权掌握地方行政和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调查各地粮食供应情况和管制谷物市场； 面包制造商、酿酒商、 麦芽制造商购买谷物时必须持有治安法官颁发的许可证， 而且要在开市至少一小时之后才能购买，以首先保证穷人的粮食供应；大宗购买谷物之人，如若超出个人和家庭所需，则要求他们就近在市场出售；未经批准，严禁谷物出口……。1598年，沃里克郡的治安法官因未能对谷物商的投机倒把行为予以管制而受到枢密院的批评。1622年，在饥荒时期本应用来制作穷人面包的大麦被用来酿造啤酒，枢密院敦促治安法官关闭所有非民众急需的啤酒馆。到17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定出饥荒的阴影，当然这也与该时期英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高度整合有着密切关系。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的粮食问题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理念、 战略、政策和做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中国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裱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粮食产业经济稳步发展。 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 由“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安全”的历史性转变，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据新华网《中国的粮食安全》

材料   19世纪以来，铁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19世纪晚期，早期铁路修筑多出于增强军事实力和稳固清政府统治的目的。甲午战争之后，政府官员普遍认识到铁路的军事价值，确定了以修建铁路为“力行实政”的首要项目，修建速度明显提升。1895-1911年间平均每年新开通544公里；铁路客运量达到162330万人，货运量达243233万吨。一大批铁路沿线的乡村迅速发展为城镇，带来了大量人口聚集。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报刊的发行，为新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播莫定了基础。晚清政府因财政条件的恶化，筑路资金不得不大量依赖外债，外债借款合同中附加的特别条款不仅削弱了铁路自主权，也刺激了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20世纪初，伴随铁路展筑，社会冲突频发。

——摘编自赵劲松、何佩霖、蔡杨《晚清铁路建设与辛亥革命》

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