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乌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 世纪60年代起，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帕门梯耶尔设土豆宴席款待上层人士，劝说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托瓦内特穿印有或绣有马铃薯花图案的衣服，向陛下推介在衣服纽扣上别新鲜马铃薯花以示高雅、在巴黎郊区种了40 英亩土豆田，成熟后不收，任由饥饿和好奇的人们偷窃、食用、试种。他还研究土豆，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法国的马铃薯种植和食用有了很大发展。到1815年，法国的年产量飙升到 2100万公石，1840年猛涨到11700万公石。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它在世界上的发展与传播》
材料二 马铃薯传播方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马铃薯在法国得到推广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写出马铃薯的洲际传播路径。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铃薯成功跨洋传播的必备条件。
(3)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以来马铃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贡献。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2015年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年来中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中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表现。(2)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南市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电车初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电车乘坐率低的原因，实质上反映了什么矛盾。
材料一 17世纪的英国是安宁的农业国，但在十八九世纪的产业革命中，一批批制造业工厂在河谷、运河和铁路沿线兴建起来，公路、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城镇的面貌。在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镇，出现了市政厅、医院、学校等众多新式公共建筑。这些都说明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历史研究中，文献材料较为分散，有的在某些问题上并不可靠，而现实景观成为我们认识和构筑过去的一个重要依据。工业革命中英国的景观变迁为我们深入理解十八九世纪英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扇独特而新颖的窗。
——赵文媛《工业革命与近代英国景观变迁》
材料二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传承，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少了很多积淀的韵味。在现代科技中，文化的保存途径分为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类……想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就要对科技进行创新，使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文化仅有保护和保存是无法使文化真正做到发展繁荣的。只有对文化进行有效传播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促进大众的精神文明的建设。
——苟宗杰《现代科技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对英国景观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科技推进文化发展的表现，并分析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