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构建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包括“驰道”“直道”“五尺道”。史载秦始皇派徐福入海寻不死之药未返却去了日本。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汉武帝还派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开通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印度、孟加拉等国的通道。隋唐时，驿道不仅遍布国内，还有通往日本、西域、南亚各国的国道7条。明朝贵州女土司奢香夫人修通了从云贵到四川的山路。政府修通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使西藏与内地的往来更加方便。清康熙帝增修了东北的驿道，瑷珲、雅克萨等地行旅可通过吉林、盛京直达京师。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宁《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国家必须把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田赋加以转输，把最重要的物资——粮食、运向作为统治中心的京师，漕运应运而生。唐代，裴耀卿出任江淮都转运使，采取沿岸置仓，节级取便的转般法，克服了直运“旷年长运”所带来的耗时长、效率低、运费损耗严重的弊端。继裴耀卿后的刘晏漕运改革，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制征发丁夫，有效提高了漕运效率。宋元开始使用商船运粮，海上航线的开辟使漕运方式更加多元化。明代，“河运”和“海运”思想的争辩成为漕运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主张海运论者意识到借助商业资本的力量可以消除漕运弊端。在运输漕粮的同时，明朝政府积极探讨田赋改征钱银的办法，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摘编自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