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时期武汉地区的展会

——摘编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趋势研究：湖北省，1860—1916)

材料二   从1861年至1890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约占总贸易额的60%。1912年至1932年，汉口港的对内贸易货物总值占港口内外贸易的比重为73%,1933年至1936年间，约占85%左右。从进出口货值来看，1928年与1912年相比，土货进口货值增长了408%,洋货间接进口增长了56%,土货出口至国内各埠增长了128%,洋货在出口至国内其他口岸则增长了50%。据调查，经汉口港中转的大宗土货包括茶叶、牛羊皮、棉花、豆类、烟叶、苎麻、猪鬃、桐油、柏油、生漆、芝麻、米谷、小麦、矿产等等，这些大宗商品的原产地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省。

——摘编自郑少斌主编《武汉港史》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休闲生活视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古希腊每年有50多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政府要求一个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好公民，不必人人都是“至善的人”，公民个人的“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当人的自然人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应依据自然法而行动。在国家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享受休闲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城邦（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判断一个城邦政治是否修明的重要指标。在个人层面上，对休闲生活的选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享受休闲生活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玉芝《中西方古代社会休闲观念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厂中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使工人定时休闲的时间有所增加。在1850年以前很多产业工人就开始享受星期六半日假。1859年据工厂视察员报道，工厂法的实行，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与此同时，工业化生产使日常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休闲的方式和内容。是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收入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正是由于收入的增加，才使商业化休闲活动和新式休闲消费品得以稳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时期的铁路不仅能够通往工厂或办公室，还能通往海滨和乡村，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摘编自马婕好《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材料三   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不仅给人们观念带来根本的转变，而且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它使个体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自主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日益发展的横向文化交流、融合中，将越来越形成高度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生活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摘编自刘海春《现代休闲生活方式的本质、样态及未来走向》

材料   19世纪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饱受公共卫生问题的困扰。各种环境污染为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场所，乱丢垃圾为疾病媒介提供有利条件，而激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城市卫生防疫措施的滞后导致高死亡率，越来越多的居民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城市卫生改革主张。各种公民改革团体在寻求解决垃圾问题办法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消除城市罪恶、腐败和疫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坚信能够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改变行为。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应用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医学知识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受英国环境卫生理念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意识开始觉醒，1894年，乔治·华林在纽约推行了一场街道卫生改革，使垃圾管理现代化，推行卫生教育，并将环卫工作转变为必要的城市服务，对美国城市的卫生状况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华林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卫生科学的重视，在促进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提高市民城市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丽敏《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城市环卫改革（1895-1898）》

材料一   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15世纪以前的欧洲，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也常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

材料二   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