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在航海中，航船定位、定向和计算时间的依据是本初子午线。自大航海以来，欧洲各国的航海人各自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本初子午线，于是，经过里斯本、巴黎、格林威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加的斯、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经线，分别被不同的航海者认作本初子午线，形成了很多条本初子午线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在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光是欧洲人的地形图上标注的本初子午线就多达14条。这就是说，一艘位于海洋某处的船只，如果依据14条本初子午线分别来表述其方位，人们就可以对这艘船的地理位置给出14个不同的但都准确的答案。1884年10月，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决定：采用一条所有国家都通用的本初子午线，建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接受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经纬仪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大会还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大体上，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到20世纪上半期都已接受时区体系。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材料二   1874年，《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直指租界的经济活动、国际贸易与办公时间被西方垄断的事实。1866年，英籍海关人员赫德主持试办的新式邮局，仿照英国邮政系统引入格林尼治时间。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在遵行全球标准时区体系的基础上自主规划、颁行了五时区制。南京国民政府亦沿袭五时区制。但五时区制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如1933年广西省政府认为“采用中原时既属不可，采用陇蜀时亦极不便”，遂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形成独特的广西时间。这种情况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而重申五时区制并改以陇蜀时区为全国标准时区后才稍有好转。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开幕词中表示，新中国将“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新中国成立后自觉遵行的“北京时间”（即东八区时），实质上是对近代全球标准时间体制的自觉默认、自动遵行与自主实施。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世界收入的增加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因子驱动：一是地域占领与殖民，例如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新大陆为世界提供了玉米、土豆等新物种，提高了旧大陆的生产潜力，同时旧大陆对美洲的殖民也开发了美洲的生产潜力；二是国际贸易与资本运动，如1720—1820年，荷兰对外贸易下降了20%，人均收入下降了1/6，而英、法两国的出口分别增长了7倍与2.75倍，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2与1/4；三是技术与制度创新，如荷兰人创造了新型船舶工厂和改进了低成本通用货船的批量生产方法，助推了17世纪经济的高增长。

——摘编自【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