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15世纪以前的欧洲，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也常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

材料二   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2022年2月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材料一     中国历朝历代无不认为“国家大本，食足为先”。大部分历史时期供求相对平衡，但是粮食的宏观安全不等于粮食微观安全，即家庭或者个人的粮食满足程度。首先，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互相交织与紧密结合。因此，粮食生产经常会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季节性和波动性。其次，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各个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生产。再次，在古代阶级社会里，各个社会阶层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利有着本质区别，官僚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粮食。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需要向封建国家和地主缴纳租税钱粮，灾荒年份自己的剩余粮食经常难以满足生活需要，最后往往沦为难民，粮食安全系数低。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历代帝王都硕布相应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法令，对粮食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干预。面对自然灾害，封建政府和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16世纪英国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都铎政府陆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粮食政策：第一，制止圈地运动，保证粮食生产。第二，加强粮食收购，增加粮食供应。第三，严格市场管理，控制粮食流通。第四，鼓励国际贸易，稳定国内粮食市场。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需求日益增长的压力。1455—1607年间24个郡圈地所占比例仅为2.75%。在16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日益增大，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粮食生产基本得到了保证。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粮食市场开始形成，粮商迅速崛起。在粮食市场管理体系及粮食流通政策上，都铎政府极力贯彻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平衡国内各地粮食供求、稳定粮价、接济穷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营新兴农业的乡绅等新兴阶层极力主张利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出口粮食，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壮大逐渐左右国家政策。

——摘编自张乃和、王明伟《16世纪英国粮食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