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远在唐朝以前，我国侨胞的足迹已到达东南亚，其中绝大部分是福建籍同胞，他们由闰南泉州港乘帆船抵达。公元六世纪的文献上已有泉州与海外交往的记载。宋元时代，泉州港与东南亚、伊朗、阿拉伯、东非和日本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侨胞身居异城，但心向祖国，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经常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经济植物的种苗和栽培技术带回国内。

——摘编自李芳洲《华侨在植物引种方面的贡献》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侨引种是过去华侨引种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广大侨胞传承引种文化的心情更加迫切。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冷战禁运背景下，为中国引进优质战略、经济作物以及种植技术成为20世纪50年代华侨引种工作的重中之重。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出：“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11月，华南垦殖局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担任局长并主抓橡胶引种和种植工作，种源除了征集自之前华侨在海南创办的橡胶园外，还广泛联系东南亚华侨引进最新的橡胶良种和技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被誉为“华侨橡胶王”的雷贤钟冒着生命危险把100多斤优质胶籽、300多株芽接桩和200多米芽条带回国并试种成功，周恩来称赞其“比带金子回国更宝贵”。

——摘编自张行明艳林《新中国华侨植物引种历史的考察》

材料三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世界各地大多数物种都能在我国生存，且找到合适的栖息地，所以中国遭受外来物种的入侵几率非常高。在中国，外来入侵生物分布范围极其广泛，除了青藏高原等少数人迹罕至的偏远保护区外，全国34个省市区都有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从森林、水城、湿地、草地荒漠、戈壁等自然生态区域到农业区域、城市居民区等随处可见到入侵生物，其中以水生生态系统最为严重。

——摘编自范秀琴《中国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对策及新的研究方向》

材料：英国内战前后，爱尔兰人种植的粮食被英国军队践踏，来自新世界的马铃薯既容易种植又高产，适应了温暖潮湿的气候和多山、泥沼的环境，很快成为人们的主食。作为欧洲“第二面包”，它比大米、面粉具有更多优点，还可以充当极好的饲料。对爱尔兰家庭而言，一头牛所产牛奶和一英亩的马铃薯足以支撑一家人生计。经过英国的掠夺，爱尔兰人的土地不断减少，马铃薯在爱尔兰人最艰难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农民出卖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马铃薯病害和大饥荒教训警醒后人，“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物种交流，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一旦疾病大流行或是粮价大波动，处于全球链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全身而退。

——据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材料一   “大上海计划”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上海市从1929年7月开始，陆续颁发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等城市建设方案。其实，—些有识之士早就萌生振兴华界、抗衡租界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早就开展了一些规划的努力，所以整个计划有相当浓厚的复兴中国的民族主义色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上海计划”被迫停止，但它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市区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城市居住和交通现状，凸显了进行城市规划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甚至对解放后进行的整体规划等都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

材料二   2022年1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这是沪苏浙两省一市为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全国第一个以都市因为范围的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提出，上海大都市圈将“共筑紧凑开放的空间格局”，建立涵盖顶级全球城市、综合性全球城市、专业性全球城市、全球功能性节点、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的多层次功能体系。

       ——摘编自《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

材料一　　夏周时期，仓储制度已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东周时，“韩置敖仓于广武山，齐宣王发棠邑之仓，春申君为楚造两仓”。汉朝除中央直接管理的太仓、甘泉仓等仓外，郡县两级、各诸侯国、军队特别是边防兵系统也建了粮仓。隋唐两朝，规定官仓主要用来储存国家租赋收入的粟米，主要用于国家军政费用的开支。宋朝时期，正仓主要征收皇粮国税，各州县义仓，主要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粟米，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嘉靖十四年，户科给事中管怀理言仓场钱粮皆户部职掌”。清代政府为调整地区间粮食流通，设江宁仓、台湾仓、社仓等，社仓于每年青黄不接时出借，以平复物价，清代末年，粮食储备制度则近乎衰落。

——摘编自李春媚《论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及现实思考》

材料二　　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义仓管理规则》后，又于1930年制定了《各地方仓储管理规则》，以“侧重备荒恤贫”为立法要旨，规定各地为保证备荒恤贫而设立的积谷仓分为县仓、市仓、区仓、乡仓、镇仓、义仓等6种，其中县仓、乡仓、镇仓、义仓为必设仓，市仓、区仓的设设立由民政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1933 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通过农民银行要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的决议，实业部在制定的当年行政计划纲要中，将设立农业仓库作为首要任务且大力推广。1935年，实业部针对农仓业的发展状况，制定了《农业仓法》及其施行细则。新中国成立至9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周转储备、“506粮”储备、“甲字粮”储备和农村集体储备等粮食储备类型。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争战不断，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了连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朝在统一后，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利用旧有渠道和天然河流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元朝定都北京后，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运河，改道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其时空演变“折射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

——摘编自毛锋等《京杭大运河时空演变》

材料二 世界上第一条行驶蒸汽机车的铁路，于1825年在英国的斯托克顿－达灵顿正式通车，这标志着近代铁路运输业揭开了序幕。在此之后，铁路运输以其迅速、便利、经济等优点，深受人们重视，兴建铁路的热潮很快波及欧洲大陆和北美，并出现了一些横跨大陆的国际铁路干线。伴随着殖民扩张，19世纪中期以后，亚非地区也兴建了铁路，初步形成了环绕世界的铁路网，至1890年，全世界铁路总里程达到61.7万公里，欧洲和美洲占总长的近90%,亚洲3.4万公里，非洲仅0.9万公里。

——摘编自吴于廑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