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的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对此，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列宁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基尔克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孙大为《中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比较》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材料一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2005年10月3日至21日在巴黎举行第三十三届会议，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

——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材料二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概念形成的重大事件

——摘编自路竞祎《WTO和UNESCO框架下文化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冲突与协调》

材料三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23年，我国已有57处世界遗产，世界数量遗产居世界第一。据《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2021～2022）》指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下，国家以及多个相关行业的“十四五”专项规划向世界文化遗产倾斜，机构与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新颁布52项与遗产保护管理相关的规章和制度，遗产保护经费总额回升，培训人员数量较上年增长近四成，各类学术研究成果数量显著增长。如今，中国不仅努力保护好自己国家的遗产，而且也开始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联合考古。目前，与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的33个联合考古项目，均得到当地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评价。

——摘编自杭侃《守护文化遗产，推动文明互鉴》等

材料：1876年，迪亚斯上台，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向外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农、矿等初级产品出口，从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发展出口经济。这是一种依附性的增长模式，依赖一两种出口产品的经济严重受制于外国市场和资本……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墨西哥开始探索自主性的发展道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成为促使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进一步推动了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为推动面向内部市场的本国工业的发展，墨西哥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提高关税，引进外资，建立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口替代战略本身的局限愈加显著。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增长率降低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外贸逆差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从1982年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和指导下，墨西哥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1986年9月，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降低或取消关税壁垒，促进出口。1992年，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使墨西哥几乎完全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一种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墨西哥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增长之路。

——摘编自董经胜《墨西哥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及其经验教训》

材料一   朱熹认为“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因此之计，教育的要求是培养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的人。“人须气魄大，刚强有为底（的）人，方做得事成”。朱熹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乡愿”式的人物，即那这种只会奉承拍马，看权势者颜色行事的人，主张培养“狂捐”、性格耿直之士。朱熹认为“今人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苟简做个人。……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驾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三分文，如欧公（欧阳修）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摘编自黄于《晦庵朱先生状行》

材料二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是根据清末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其本质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蔡元培从哲学高度较深入地分析了自己对世界及人生的认识。“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他反对君子时代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奴役受教育者以供其驱使的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应有其崇高的目的，教育应脱离政治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坚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关于智育，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就对革命干部提出要能看能写，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是做好革命工作和学好革命理论的基础。在全国解放前夕，针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来临的形势，毛泽东谆谆教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

——孙永生刘永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