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共有17个成员国，其宗旨是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1994年4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正式解散

——摘编自《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

材料二   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含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摘编自《〈瓦森纳协定〉与美国政府的技术输出政策》

材料三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摘编自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

材料一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就西方世界而言，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和犹太人的一神教，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二分法的基础。其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断裂和对外殖民扩张，进一步塑造了其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中的二元思维——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两组对立的范畴，由此催生了19世纪的文明等级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赋予西方文明以“优越性”和“普世性”，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化理论”产生影响。他们宣扬一元现代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带有资本主义缺陷的西方模式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

——摘编自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求索出路，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普遍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明确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认为“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调和融会的产物，“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李大钊透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为“救世界之危机”所开出的“第三新文明”良方，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摘编自纪亚光《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三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彩多姿、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