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铜奔马，东汉青铜器，国宝级文物，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史料二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史料三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闾阖，观玉台。”

——西汉武帝刘彻《天马歌》

史料四   

画像石是汉魏时期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中，汉代画像石上有大量反映出行、征战和升天的奔马形象。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材料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成立。中国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了系统性的发展。史语所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引进了科学思想和田野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出土材料研究和考古发现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甲骨文研究、安阳殷墟及龙山遗存的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小屯、龙山与仰韶》等考古名作。这些活动维护了民族尊严，为中国史前史寻找到了文明的根源，回击了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成功地认识到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1937年后，全面抗战爆发，考古事业进入低潮，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内战期间则陷入了停滞。

——摘编自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

材料二1910年后，美国考古学走向职业化，引发了美国公众对本土大陆历史的热切期待。美国民族事务局雇用专业学者对本土的民族志和语言问题展开研究。以博厄斯、威利等为代表的考古学家通过地层学和序列年代方法确定了北美区域性文化编年史，并认为美国史前文化发展是完全独立的过程。随着20年代古印第安人遗物的不断发掘，考古学家通过计量分析、环境演绎等手段推断出印度安人是具有变化能力的族群，改变了长期以来土著居民是“原始停滞”的种族观念。这些考古活动还解决了古代遗存的地域共性和差异性问题，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类似问题的考古学进展。

——摘编自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