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三国时期，珠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棉花，新疆是中国较早植棉的地区，总体晚于华南地区。“亚洲棉”从南路入广东，后至华中棉区；“草棉”从西路入新疆到甘肃，后传到华北棉区。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棉花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进化为一年生棉花，产量提高，品质有极大改进。古代文献中，棉花被记载为“吉贝”或“白叠”，棉布被称为“吉贝布”或“白叠布”。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臬荸，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棉纺织技术在元代有重大改进，《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元代制定了江南夏税制度，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棉布被定为常年租赋之一。明太祖曾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王亚蓉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根据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资料整理、制图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规划和改建，大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将各国道路纳入统一的交通系统之中。秦代形成的陆路交通网在汉时又历经拓修完善，并随疆土的扩展进一步延伸。自长安而东，经洛阳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经由河西走廊，延长到西域诸国，为西北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由此，疏密交错的交通干线、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等

材料二 敦煌悬泉置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汉代邮驿机构遗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悬泉置由坞院、房屋、马厩等设施构成，其中坞院总面积2500平方米，院内有房间27个，常驻人员包括官吏、驻军、办事员等30余人。（图为悬泉置复原略图）考古人员在悬泉置遗址中发掘出6000余件生活用品，有竹木漆器、铜器、陶器、皮革、丝绸、毛麻织品等。从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文书有25000余枚，内容有皇帝诏书、国家法律、行政文献、驿站文书档案和工作记录等。出土汉简表明，《汉书·西域传》上记载的西域诸国如楼兰、于阗、康居、莎车等国的国王或使团都曾经在此停驻。悬泉汉简中还发现了“浮屠简”，以及《论语》《孝经》的一些残片。微博悬泉置遗址出土了460余件纸张，其中9件是写有文字的汉代残纸。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的书写纸。汉代“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形成了完备的邮、驿、亭、置系统。悬泉置始设于汉武帝时期，在汉代存续了200多年。从长安到敦煌，汉代里程简记载了46处停靠站点，每一处都应是具有类似悬泉置的功能和规模设施，负责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官员和西域使者。

——摘编自《大汉帝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