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据拉里·尼尔等主编《剑桥资本主义史》

材料一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役制度，也叫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清代田赋主要征于民田，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痔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除正税之外，田赋还有加征。征收田赋，若是银两，官府要把碎银铸成银上搬国库，铸造中的损耗，要粮户负担，名为火耗。若是粮食，要搬运仓储，有脚耗、雀耗、鼠耗等，也要粮户负担，名为美余，合称“耗美”。漕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漕粮的随征加耗称为“滑项”，用补搬运、仓储折耗并充各项费用，名目繁多。白粮也有数颜较大的加征。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却连原额都难以维持，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摘编自张扶植《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

材料二   北洋时期田赋大都沿用清制以地丁和漕粮为主，又将清朝税目归并。限定准收相当于征税10%的征收费。1915年后各种附加又卷土重来，多达百余种。1928年，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按亩征收之后各种附加、摊派失控，致税额增加几十倍。1941年税收体系更加紊乱。解放战争时，战乱导致全国经济发展缓慢，税制混乱。

——摘编自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趋势来看，农业产值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再加上此时的农业一般是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质产业，农民属于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不少专家学者从减负增收角度，不断呼吁减免农业税，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努力消除“一国两制”“一国两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以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其次，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壮大，取消这部分税收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不会造成多大震动，对全国财政收入总量和财政实力也影响不大，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因此从20年开始，我国全面开始农业税费改革直至2006年完全取消农业税。

——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