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对贷款利率有如下规定：①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库鲁（180卡，约合121公升）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②若以白银放贷，每1舍客勒（约合11.25克）白银可收取1/6舍客勒又6塞白银为利息。如果商人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了1库鲁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或者1舍客勒白银允许获得的1/6舍客勒又6塞白银，则商人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

——摘编自【日】板谷敏彦著、王宇新译《世界金融史》

材料二   美国“国民银行法”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1863年2月经国会通过实施。其主旨在于确立联邦注册银行的主导地位，创造一种统一的通货，为低息政府债券提供销路。它正式引入了银行监管的全国性框架和原则，由此开启了银行监管的专业化道路。“国民银行法”赋予通货监理署对国民银行的审批权和监管权，并强调了实际工作重点在监管而不是审批。用现代语言表达，国民银行制度与州立银行制度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重视“事中监管”，而在审批事务上体现了自由银行的原则，后者则不容易区分“事前监管”与“事中监管”。

——整编自贺力平《世界金融史·从起源到现代体系的形成》等

材料三   1993年12月，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综合监管改革的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主题，提出对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将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职责从人行中分离出来。1998年成立保监会，并将人行的证券经营机构监管职能划归证监会。2003年正式成立银监会，人行彻底告别了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集于一身的时代。银行、证券、保险自成系统、条款分割，易造成金融监管存在盲点、重叠和矛盾现象，2013年，经国务院批复，建立由人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

——摘编自姚遂主编《中国金融史》

材料一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形成了仓、廪、庾、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仓廪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余粜等方面的运作。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有效弥补了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规模巨大，并常建有仓城拱卫，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注重规划引领，编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别 (2015—2030)《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规划，从不同层面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多维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在立足国内保吃饭的前提下，适当进出口，深化国际粮食合作。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等

材料一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大运量、快速、准时、舒适的客运交通系统。1863年，伦敦的“大都会铁路”正式通车运行。至1924年，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美国组约等大城市相继建成地铁。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汽车产业和快速公路的退猛发展，全世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处于低潮。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城市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城市轨道交通的优越性，此后数十年间，城市轨道交通取得长足发展。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也在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且制式渐趋多样化。我国首都北京于1969年开始试运营第一条地铁。

——摘编自罗钦、陈菁菁主编《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材料二   1988年8月，重庆的轨道交通之梦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90年代初，在组织专家团队多次出国考查后，引进了适合重庆地形特色的日本单轨列车。与此同时，通过与西南交通大学、长春客车厂合作自主研发，单轨列车国产率达到60%。1997年直辖之后，市政府高度重视轨道交通的发展，并提出要将轨道交通线发展成“巴渝特色文化的一道风景线”。重庆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上的18座车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36幅粗犷大气的铜雕，讲述了上溯“巫山猿人”时期、下迄“五四运动”的历史文化故事；9号线红岩村站雕刻着《沁园春·雪》，站台层立柱的浮雕上雕刻着包括江姐、陈然等24位红岩英烈的头像以及介绍。随着新时代多媒体的广泛传播，重庆地铁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一些车站更是成为广大游客的打卡车站。

——摘编自张乃基《山城轨道交通三十年建设历程》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华夷秩序由一种国内体系发展到国际体系。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颁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到了隋唐时代，华夷秩序发展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鲜等地区都纳入了封贡体系。随着使团的封贡贸易和频繁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往，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很大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使很多东南亚地区小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被纳入了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满足了他们君临万国的愿望。在华夷体系下，中国和诸小国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诸小国的政权还需要皇帝的分封以确定其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一种调和的均势体系，它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下面，隐藏着的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维持着中国和它周边其余东亚小国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维持着东亚地区总体和平长达千年之久。

——摘编自曾磊《关于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体系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开始反对尊崇中国的“汉意”思想，而主张所谓日本固有学问，试图将“华夷”倒置过来，意思是中华没落了，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这与17世纪中国的明清更替有关，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获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山鹿素行以为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摘编自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材料一   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三国时期，珠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棉花，新疆是中国较早植棉的地区，总体晚于华南地区。“亚洲棉”从南路入广东，后至华中棉区；“草棉”从西路入新疆到甘肃，后传到华北棉区。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棉花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进化为一年生棉花，产量提高，品质有极大改进。古代文献中，棉花被记载为“吉贝”或“白叠”，棉布被称为“吉贝布”或“白叠布”。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臬荸，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棉纺织技术在元代有重大改进，《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元代制定了江南夏税制度，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棉布被定为常年租赋之一。明太祖曾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王亚蓉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根据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资料整理、制图

材料一   1926年，桑地诺带领游击队，以玻利瓦尔为“精神之父”，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国土”为目标，高举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红黑双色战旗，与美国扶植的反动独裁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桑地诺的部队与美军及政府军战斗近两百次，迫使美军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次年，桑地诺遭当局刺杀。桑地诺被誉为“人民的良心”和“美洲自由的标志”。

——摘自晏绍祥、张顺洪主编的《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   西方国家50余年对非援助强调“福利服务”而非“经济发展”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弥补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起点滞后及国际秩序不公正问题；一些脱离非洲发展实际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国家原本存在的发展危机。……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助紧密结合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任务，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逐步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始终坚持对非援助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理念.强调中非合作中的互助与共同发展，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外援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应有的政治风度和全球责任。

——摘编自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

材料三   新殖民主义是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它像面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实际上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老殖民主义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是有裂磷药。

——摘编自孙迎辉《新殖民主义问题线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