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归纳司马迁的民族观的内涵，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改土归流前后国家对西南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变化，并归纳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历史意义。
(3)综合材料一、二、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识。
| A．《以宗法制为例浅议我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六部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笼罩于其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去了。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内阁的公开化、正式化以及内阁与议会、政党的关联，使得内阁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人们对于内阁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此时，一个与内阁有关的新术语，即“政府”开始出现。议会辩论中，“新政府”“上届政府”“现任政府”等常被议员们提及。而这里所谓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内阁”，二者之间几乎可以通用。由此表明，内阁已开始取代枢密院而转化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机构，在罗威尔看来这是过去两百年间“文明世界所发生的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之一”。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特点和内阁对明代政治建设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威廉统治末期英国内阁发生的变化。并比较明代内阁和英国内阁在行政权力方面有何不同。
|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创立者—大禹》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 西汉至北宋全国人口（户）变化
| 朝代 | 南方 | 北方 | ||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
| 西汉 | 2470685 | 19.8% | 9985785 | 80.2% |
| 唐朝 | 3920415 | 43.2% | 5148529 | 56.8% |
| 北宋 | 11240760 | 62.9% | 6624296 | 37.1% |
——据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
材料二 据统计，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仅占总数的4.8%，这种悬殊局面引发了南北政治矛盾。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在乡试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内容比较简单，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则相对深一些。元朝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元朝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取士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北宋人口变化的趋势，并简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科举制改革的内，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食糖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重要工业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食糖的生产原料主要是甘蔗和甜菜，其中尤以甘蔗为主。中国是世界上对甘蔗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国家，中国植蔗、用糖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用糖记载，《楚辞》中有： “胹鳖炮羔，有柘浆（甘蔗汁）些。”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本草类医书，较早描述了甘蔗、蔗糖（石蜜）的药用功效，如治疗舌头肿胀、身心虚弱、异物卡喉、肺寒损伤、咳嗽感冒等。7—16世纪，糖品在药用之外多为高僧、皇族、大臣等上层社会群体所消费。清中期后，糖品消费明显增长，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中，消费群体亦由上层王公贵族扩大到下层普通民众，初步实现了“商品化”及“庶民化”，这是中国糖品消费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糖品对外销售远涉印度、英国、美国、瑞典、丹麦、荷兰、波斯、日本、苏门答腊、越南、墨西哥、葡萄牙和海伦娜岛等国家及地区，这一时期中国的甘蔗种植、制糖技术、糖品消费和糖品外贸等方面在东亚甚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东亚糖业大国。
——摘编自赵国壮《论中国糖业经济的“明清变革”》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致使我国蔗糖业每况愈下，从蔗糖出口国变为外糖倾销地。1924-1930年，我国每年平均进口白糖60万吨，1931-1937年，每年平均进口约30万吨。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国产糖量有减无增，而进口糖有增无减。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内地机制糖厂年产糖3万吨，加上生产的土糖17万吨，合计食糖年产量也就20万吨，在当时世界产糖国家排名第26位。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在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建立了机械化制糖企业，甘蔗栽培与糖业的衰败状况开始得到改观。1935年5月颁布了第六次糖税则修改案，其目的是给日益猖獗的外国糖倾销设置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摘编自《简谈糖业发展史之中国篇》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糖业经济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糖业衰落的原因，并指出中国为振兴糖业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多支抗日游击队。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以杨靖宇等人名义，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多次“讨伐”。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东北对抗日联军进行持续残酷的军事“讨伐”。1938年10月，冷云等东北抗联8名女战士陷入敌人包围后，舍身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英勇殉国。她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1940年冬起，抗日联军相继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进行野营整训，并不时以小部队越境回国，继续给日、伪军以打击。
——摘编自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和组织抗日的措施。(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背景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