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受到侵略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生存竞争活动则在另一层面上反映出来。亚非拉各国既然被相互竞争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强迫纳入国家竞争机制，它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努力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这种生存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日渐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

——袁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19世纪晚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进步作用，它唤醒了民族觉醒，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民主意识，为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更高阶段——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精神条件。

——罗超平《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阶段和特点浅议》

材料一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虽然反映出一定的政治保守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关于人的品格培养，人对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在为学的范围内，孔子又提出了以“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认为君子能兼容各种见解但不肯盲从附和。两汉时期，董仲舒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天人合一”思想和荀子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他还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形成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思维，而成为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两宋时期，在对儒学的捍卫与反思中，以及对玄佛的抗拒与汉取中，理学逐渐形成，并提出“由知天而知人”这一哲学主题，使儒学脱下了质朴平淡的政论外衣，迈入了抽象思辨的哲学王国。它不仅更为确切、更为透彻地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同时又悄悄孕育了一种与封建纲常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此外，理学还把人伦道德高扬到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高度，传统儒学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及“不为富贵所淫，不为威武所屈”的精神气质，也因此才“真正融化”到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国际汉学界，宋代被誉为“最伟大的时代”“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商依赖200吨以上的大型商船，组建庞大商队，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宋代进口的“蕃货”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输出品则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尤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出口商品。这和北宋中叶以来在煤炭革命的带动下，手工业生产部门产出能力显著提升有密切关系。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的出口商品可达二百种。泉州、广州、温州、明州等沿海城市也由此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这推动了江南部分地区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演化为农商并重的结构。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明清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比，在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方面，则有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明清时期，棉、麻、桑、茶、甘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繁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与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一   17世纪初，英国城市化程度要低于除中欧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18世纪60年代以来，兰开夏郡就发展成棉纺织业工业区，而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等工业城市迅速成长壮大，此后，煤炭工业中心和炼铁中心也出现了大批城镇。伴随着交通运输业的革命，位于交通咽喉处的城镇也繁荣起来……这些城市的发展都是自发的，因而在城市布局上显示出天然性、不平衡性。1801～1851年间，英国纺织业城市人口增长率居第一、其他如港口城市为214%，制造业城市为186%，城市发展规模非常惊人。城市化使英国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不仅仅牵涉到物质生活的改善，也牵涉到精神领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管理均有令人瞩目的转变。从1750～1851年间，城市化水平即由10%提高到50%，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

——摘编自陆伟芳《英国近代城市化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近代部分年份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一：（汉初诸侯国）大者地跨数郡，其总地盘超出汉朝廷直辖郡县。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此后，又颁行“左官律”“附益法”，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限士人与诸王“附益”交游。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威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论，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也强调治学的目的是寻求治理国家拯救社会的根本方法。

——摘编自陈翠芳《中国儒家史论》

材料二   17、18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