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

材料三   中国在海洋领域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是为了塑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谋求地区霸权、逼迫周边各国“选边站”。中国建设的是海洋经济发达、管控有力、合作广泛，拥有强大涉海综合实力的海洋强国，并将坚持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坚定维护合法海洋权益，不争夺海洋霸权，不断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王宇轩《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英国内战前后，爱尔兰人种植的粮食被英国军队践踏，来自新世界的马铃薯既容易种植又高产，适应了温暖潮湿的气候和多山、泥沼的环境，很快成为人们的主食。作为欧洲“第二面包”，它比大米、面粉具有更多优点，还可以充当极好的饲料。对爱尔兰家庭而言，一头牛所产牛奶和一英亩的马铃薯足以支撑一家人生计。经过英国的掠夺，爱尔兰人的土地不断减少，马铃薯在爱尔兰人最艰难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农民出卖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马铃薯病害和大饥荒教训警醒后人，“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物种交流，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一旦疾病大流行或是粮价大波动，处于全球链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全身而退。

——据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材料一   远在唐朝以前，我国侨胞的足迹已到达东南亚，其中绝大部分是福建籍同胞，他们由闰南泉州港乘帆船抵达。公元六世纪的文献上已有泉州与海外交往的记载。宋元时代，泉州港与东南亚、伊朗、阿拉伯、东非和日本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侨胞身居异城，但心向祖国，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经常把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经济植物的种苗和栽培技术带回国内。

——摘编自李芳洲《华侨在植物引种方面的贡献》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侨引种是过去华侨引种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广大侨胞传承引种文化的心情更加迫切。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冷战禁运背景下，为中国引进优质战略、经济作物以及种植技术成为20世纪50年代华侨引种工作的重中之重。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出：“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11月，华南垦殖局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担任局长并主抓橡胶引种和种植工作，种源除了征集自之前华侨在海南创办的橡胶园外，还广泛联系东南亚华侨引进最新的橡胶良种和技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被誉为“华侨橡胶王”的雷贤钟冒着生命危险把100多斤优质胶籽、300多株芽接桩和200多米芽条带回国并试种成功，周恩来称赞其“比带金子回国更宝贵”。

——摘编自张行明艳林《新中国华侨植物引种历史的考察》

材料三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世界各地大多数物种都能在我国生存，且找到合适的栖息地，所以中国遭受外来物种的入侵几率非常高。在中国，外来入侵生物分布范围极其广泛，除了青藏高原等少数人迹罕至的偏远保护区外，全国34个省市区都有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从森林、水城、湿地、草地荒漠、戈壁等自然生态区域到农业区域、城市居民区等随处可见到入侵生物，其中以水生生态系统最为严重。

——摘编自范秀琴《中国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对策及新的研究方向》

材料一   第二次国际产业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其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将国内钢铁、纺织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以应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美国国内只保留精密机械、精细化工、集成电路、家用电器和汽车技术等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美国之所以将部分国内产业转移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一是自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冷战格局所决定：二战期间虽然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比较大的伤害，但在冷战格局下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成为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法宝；另外，朝鲜战争引发的“特需经济”，也让美国加快了产业向日本转移的速度。

——摘编自张沙丽娜《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材料二   “一带一路”途经七十多个国家，覆盖全球64%的人口，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因此，中国有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国际产业的转入和转出，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优化沿线生产要素布局，实现区域内合理分工，不但推进国内发展和国际开放，而且对实现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有着重要意义。沿线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产业结构较为发达的欧洲地区，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地区及蒙古，劳动力丰富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创新竞争力，包括德国的机械制造技术、化工技术等，英国的“八大技术和战略产业”，法国的核电技术、汽车制造等，意大利的军工、汽车制造等中国在相应方面也有较好的承接基础，有利于高端产业的引进。

——摘编自张理娟、张晓青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研究》

材料三   西方产业转移，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十几年的工业增长，这些转移的资本、产业和技术接着就转化成增长背后的负债，紧接着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爆发。

——摘编自温铁军等《回看中国：20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3月24日，2023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太原举行，共同探索马铃薯产业绿色发展、产业升级、增产增效发展路径，助力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材料一   马铃薯的人工栽培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发起的研究，通过在350种不同的马铃薯上使用遗传标记，最终确定全世界的马铃薯都起源于秘鲁南部所在区域种植的马铃薯，从那里逐渐向南美的北部和南部传播出来。随着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马铃薯在16世纪下半叶被西班牙人带回到欧洲传播开来。然后再被欧洲的探险者和殖民者带到全世界各地。

材料二   马铃薯喜冷凉干燥气候，适应性较强，以疏松肥沃沙质土为宜，生长期短而产量高。马铃薯块茎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可防止坏血病，刺激造血机能；无机盐对人的健康和幼儿发育成长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全身健康。马铃薯同时具有粮食、蔬菜和水果等多重特点，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重要的食品品种之一，被列入七种主要粮食作物之中，地位仅次于水稻、玉米和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