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政策大事记

——摘编自钱振明《走向共同福祉：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2年，中国出现大城市迅速增长，而中小城市萎缩的状态。近年风行一时的县改区，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据民政部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撤销了149个县，增加了120个市辖区。例如，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堪比整个纽约市面积，或相当于20个曼哈顿岛，2016年变为上海的一个区。省会城市长春、武汉、济南、长沙和南宁在县改区后市区面积都达到7000平方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上海。北京1.641万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有其匹。县改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很多地方蜂拥而上，城市越做越大，变相加剧城乡差异。很多城市在新兼并的区域大量建造新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保税区以及田园城市等，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确实也有很多成为烂尾工程。

——摘编自王旭《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材料三   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土地成为私有，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土地分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给55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终身补贴”；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将买进的地块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另外，国家还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对农业机械进行价格补贴，免除农业机械燃料税。之后，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将全国分成了22个专业化产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成为小麦种植区；西部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禽牧业；北部地区，气温低，大规模种植了马铃薯和甜菜。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商品量，对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社员。

——摘编自马生祥《法国现代化》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钧），则炉太旺，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

有学者估算，20版铁，每版300斤，共6000斤，按万历年间北京官价约合96两（白银），如果每年生产6个月，收入可达17280两，考虑到“万金”的成本，每年资本周转不到2次。

——摘编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等

材料二   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新式纺纱机发明之后，手织机再也应付不了工作了。由于煤的使用，虽然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但棒状铁（一种由生铁精炼而成的韧性铁）的生产却受到限制。英国不得不从瑞典和俄罗斯输入棒状铁，其价格之高成为各地工匠加速推进冶炼技术研究的原因之一。不久，纯粹从经验中衍生的搅拌炼铁法的发明大大减少了用锤锻打的辛苦工作，并能迅速且大量地生产棒状铁。18世纪80年代，这一发明获得瓦特的赞许，许多厂商主动前来与发明家磋商其专利证的使用权问题。如理查德·克劳肖凭借此专利所开的工厂里，棒状铁的产量从每星期10吨提高到200吨。根据推算，1786年至1789年发明家所订的专利授权合同如果得到诚实的执行，那么他在专利权的法定保护期内，能获得高达25万英镑的使用费。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材料：英国内战前后，爱尔兰人种植的粮食被英国军队践踏，来自新世界的马铃薯既容易种植又高产，适应了温暖潮湿的气候和多山、泥沼的环境，很快成为人们的主食。作为欧洲“第二面包”，它比大米、面粉具有更多优点，还可以充当极好的饲料。对爱尔兰家庭而言，一头牛所产牛奶和一英亩的马铃薯足以支撑一家人生计。经过英国的掠夺，爱尔兰人的土地不断减少，马铃薯在爱尔兰人最艰难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农民出卖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马铃薯病害和大饥荒教训警醒后人，“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物种交流，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一旦疾病大流行或是粮价大波动，处于全球链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全身而退。

——据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但晚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随着指南针在远洋航海上的普遍运用以及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地区茁壮成长，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达致宋朝海上丝路贸易的极度繁荣。

——摘编自柳平生   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明永乐年间，郑和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西亚、北非，通过和平交流，各式香料、奇珍异宝大量流入中国，供上层社会享用。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至16世纪，仅剩日本、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尼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仍与中国有联系，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已经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所控制，印度洋地区逐渐成为欧洲人的势力范围。1840年以后，在军舰的护持下和一次次侵略战争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国蒸汽轮船更是与日俱增，西方的工业制品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