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执政党扬社了成本校大、经济刊益较少的农业郎门，把农业的赌注押在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上，导致了本国农业的逐渐落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25%：到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一座座以煤作为燃钟的大工厂连续不断排放出的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或问接地伤害着经常呼吸被污染空气的人们的健康。9世纪后期，英国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流行。

——摘编自刘俊俊《英国工业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建国后便产生了“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其中，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强调：用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免税进口必须的原料等。通过1门90年专利法，明确规定“保证发明家对于其发明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利权，以奖励种学的进步。”积极修建公路，开凿运河，加快商品的运输速度。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状植、帮助民族弱势工业的发展壮大。“工业立国”战略犹如指路明灯，引导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兵《略论美国“工业立国”赶超战略》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譬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改善民生。“一五”时期，在解决资全问题上，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摘编自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

材料一       农业革命引起的英国农业迅速发展，为英国的城市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人口革命引起的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自由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商业革命引起的英国对外贸易扩张，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和自由市场制度的形成、完善、加快了英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导致经济和人口的集中，使工业与城市良性互动，通过产业的连锁反应推动英国城市化进程，这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动力机制中起到核心作用。

——摘编自赵煦《英国早期城市化研究——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

材料二       工业化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使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不堪重负，住房供应不足问题严重。城市化期间，流行病和地方病是英国所有城市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了河流，极易诱发传染病。城市化早期，英国工人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有时在15--16小时。工人进入工厂就像进入兵营或监狱，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城市化过程中，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城市化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城市规划尚无理性认识，新建的城市街道狭窄拥塞，建筑恶俗且杂乱无章，城市建设明显缺乏规划，绿化更无从谈起，管理滞后现象亦十分普遍。

——摘编自李冈原《英国城市病及其整治探析—兼谈英国城市化模式》

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19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150年。凭借储量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1899年拥有各类舰艇472艘，总吨位达到约126.6万吨，大大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1910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1950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进入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