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日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 明代万历年间瘟疫流行。旱灾经常与瘟疫相伴随，使瘟疫迅速蔓延，加重瘟疫的危害性。旱灾有时还伴随蝗灾，旱灾导致禾稼尽，饥荒不断，粮价飞涨，人相食。“民饥多疫”是万历年间瘟疫发生的典型特征。除了旱蝗灾外，受地理环境影响，一些地区受到其他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灾害同样与瘟疫相伴随。像一些地区经常受到水灾影响，如上海嘉定县万历三年乙亥，大水疫。万历年间的瘟疫除了与其他灾害相伴随的特点外，还有种类复杂多样、患者症状不一、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流行特点。万历年间瘟疫流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朝廷停止大型工程，诏免灾区夏粮秋税，留以充赈并督促地方官员维护好社会秩序。《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了万历年间一些应对瘟疫医术高明、积极作出贡献的医生，如浙江周行县蔡系施药，救活数万人。
——摘编自王金鹏《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1)根据材料，分析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特点。(2)根据材料，概括明朝防治瘟疫的措施。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小家庭能够独立完成再生产全过程时，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容易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孝公三年（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的个体小农。在地广人稀的秦国，二男以上分立门户，各自可授田百亩，大家庭里的劳动力被挖掘出来，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控制的人丁大幅增加；这些人丁自立门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古罗马的不断扩张使“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迁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南意、北非和东方等地的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奴隶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农民，罗马人在海外征服的胜利创造了农业劳动力的新源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蜂拥而起。
——摘编自左芙蓉《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与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罗马“大庄园蜂拥而起”的原因。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元青花的出现，既是一次陶瓷技术的革命，更是一次文化融合和时代风尚的变化， 其融合了14世纪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元青花的器型普遍较大，这种大器型为文化附加提供了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绘画、书法等传统文化的艺术样式都可以借助陶瓷媒介进行传播。 就文化传播媒介功能的发挥来看，陶瓷比丝绸、茶叶更适合各文化样式的创作，陶瓷如同纸张一样，成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基本媒介。
——摘编自张泽兵《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
材料二 中世纪期间，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珍视。1500年后，中西方贸易扩大，欧洲人把购买和搜集中国瓷器说成像去“寻找黄金”。17、18世纪，仅有记载的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中国瓷器就达6000万件， 但当时的外销瓷器规模远不止于此：从市场看，除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南亚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重要市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把美洲市场纳入了世界瓷器贸易中；从贸易商看，除了荷兰商人外，还有中国海商，东印度公司、散商以及已逐渐衰落的葡、西两国商人。
——摘编自刘强《18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制瓷业的衰落：一个全球的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景德镇陶瓷的文化价值。(2)选取材料二中的某一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对东西方瓷器贸易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一 伦敦居民死于天花的比例从1771—1780年的每年5‰以上，下降到1801—1810年的2‰，到1831—1835年，则下降到0．83‰。
——摘编自T．H．马歇尔《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问题：争议现状评述》
材料二 由二等面粉制成的重8磅11盎司的面包，价格为1先令的时候，每个贫穷和勤劳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或由他本人或其家庭的劳动提供，或者从济贫税中补助，每周必须得到3先令的生活费；供养他的妻子及家庭每个其他成员需要1先令6便士。
……
以此类推，按面包价格涨落为依据来确定他们的生活费，（即是说），以1先令为基数，在1先令以上，面包每涨1便士，对每个穷人本人来说得3便士，对其家庭每个其他成员来说得1便士。
——摘编自济贫决议(1795年)
材料三 英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
年份 | 1751—1760 | 1761— 1770 | 1771— 1780 | 1781— 1790 | 1791— 1800 | 1801— 1810 | 1811— 1820 | 1821— 1830 | 1831— 1840 |
死亡率（‰） | 30．3 | 30．0 | 31．1 | 28．6 | 26．9 | 23．9 | 21．1 | 22．6 | 23．4 |
——摘编自D．V．格拉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和人口运动》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材料三中的历史现象。（要求：明确指出历史现象，解读时要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多数哲学家承认科学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即为推动面向内部市场的本国工业的发展，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提高关税，引进外资，建立国有企业，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70年代，墨西哥工业部门占全国总产量的35.8%，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缺少竞争力。墨西哥进口替代战略实施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和中间产品，这使墨西哥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最终引发债务危机。为此，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外开放，转向外部市场，克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但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加剧。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摘编自董经胜《墨西哥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及其经验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末，新加坡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国家扶持本国工业发展以代替进口产品)。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和国际贸易放宽限制的机会，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发展中，新加坡形成了制造业、对外贸易、金融业和运输业四大产业并存的多元化经济结构。70年代末，西方经济发展缓慢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加坡调整经济结构，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又将有限的资源从制造业转向高科技、金融服务业，使其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并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摘编自汪恩键、潘黎明《新加坡的现代化及其经验》
(1)根据材料一，分析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墨西哥相比新加坡工业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并归纳影响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至唐城市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 15 世纪意大利“理想城市”思想兴起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对当时西欧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中国应对城市化问题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