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井冈山时期医院经费主要是通过打土豪、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和向老百姓募捐筹集的方式解决的；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互济会（类似于今天的合作医疗），互济会成员看病不要钱，区、乡工作人员药费也能报销，红军家属和贫苦民众凭乡村苏维埃政府证明给予免费治疗。医治小病、购买膏药等也不要钱，并将人民的医药问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对一切雇佣劳动者“实行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还是因工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不需要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中央苏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药业合作社来保障药品的市场流通。私人捐助药品也成为当时药品大的来源途径之一。

——摘编自曾红、李瑞《论中央苏区时期医药卫生体系》

材料二   2002年10月2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院主持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逐年增加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2002年12月28日，新修订的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农民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和其他医疗保障形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对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提出了具体措施，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德元《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

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组织结构的重要节点，是经济管控、生产与贸易、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以及政治权力的枢纽。如表是公元前400年—元180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时间轴线。

公元前400年—公元1800年全球城市发展时间轴线

——摘编自【英】格雷格·克拉克《全球城市简史》

材料一   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宫城的出现和成熟，显示出这一时期（商周时期）王权在行政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的王朝都邑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系列同时期城址如垣曲商城、焦作府城、盘龙城等构成了一套整齐划一、等级严密的城市聚落体系。

——摘编自惠夕平《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

材料二   《如梦录》详尽描述了明朝中后期的开封城。城内商业店铺林立，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日用百货类，如衣裳布匹、酒类、茶叶、各类食品等，应有尽有；二是文化用品类，如刻字、画馆、文房四宝等店铺散居各处；三是各类手工业作坊，如丝织业、棉织业、鞋帽业，等；四是专供文武官员所需的生产经营型部门，如专门制造朝靴、官帽等的店铺设有多处。在开封城，鼓楼一带街市非常繁华，“此市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出口货值常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进口贸易亦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在进口洋货中，70%由上海转销内地。内地运来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转销外洋的。与此同时，为外贸服务和为出口农副产品服务的加工厂陆续出现。20世纪以后，大量工厂生产的国货开始分销内地。据统计，近代上海商业计有204个行业，23个大类，还有面粉、纱布、证券、杂粮油饼等交易所。就是同一行业内部，也有分类。上海的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永安百货力争做到“凡是名牌产品，只有顾客叫得出，在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摘编自陈立仪、潘君祥《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材料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对外贸易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的出口和进口，要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执行良好，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对苏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由于中苏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稳步提升，在建国初的十年间扩大了3倍以上。

——摘编自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