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每个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远超地方城市，这是因为都城的建立是为了加强王权及聚合地方资源，历代王朝君王在定都之后，几乎无不使用国家力量，用强制的方式来聚集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使都城得以快速发展。如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强制性“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明朝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曾先后两次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性向北京移民。

——摘编自王立华、何一民《王权—国家力量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二

古典时期雅典的僭主、政治家等也都认识到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比如露天剧场、体育馆、庙宇等公共建筑。工匠们就用一些“宽敞、漂亮的公共集会地”装饰雅典城，他们的工作包括种植树木，给广场和柏拉图学园修建小路和提供水源以及提供排水和卫生设施。在古典时代雅典的城市规划中，民主的因素也可见于居民区之内的房屋布局中。

——摘编自林雪丽《从古希腊城市规划的演变看政治因素的影响》

材料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土地占有者：“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这样见缝插针建成的房屋不仅结构混乱，而且采光和通风的不足还会带来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利兹，一些工厂主在工厂附近的有限面积内塞入了小规模工人住宅区，包括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住房。这种住房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采光和通风都极差；房屋围合成狭小的中庭和独头的死巷，只在一角设有公共清洗场所和厕所，几乎没有排水、排污及供水设施，因为工厂主认为“将管道引入尽头封死的道路，从经济上考虑是很不划算的”。

——摘编自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规划法》开始酝酿出台。1978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0年，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随之建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机构。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增加与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到1986年年底，全国城市规划队伍发展到了1.5万人。198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建立以《城市规划法》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法规体系，配套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断出台。

——摘编自任致远《改革开放与城市规划》

材料一   英国商人的信贷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从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与饮品到较高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等。信贷的这种使用情况不仅得到了中世纪史研究者的普遍认可，更能在不同种类的法庭中得到印证，如普通诉讼法庭、商人法庭等。这些法庭的卷档表明英国商人会以信贷的方式售卖各种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如麦芽酒、面包等基本食物，亚麻布材质的服饰，铁器、马具等生活工具。与此同时，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以及物价水平的降低，更多的英国民众能够消费得起较高层次的进口商品。因此，商人也会进口受英国民众欢迎的各种海外商品，如法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生产的各种类型的葡萄酒。来自东方国家的商品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英国人的青睐，以丝绸及其制成品和种类繁多的香料最具代表性。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在这些商品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世纪晚期英国商人商业信贷活动研究》

材料二   1958-1960年，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历经两次讨论，分别将贸易信贷期限从4年放宽至5年，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50万（曾默认为75万英镑）提高到100万英镑。英国之所以放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一方面是在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英国有着发展海外贸易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是台湾市场在美援的帮助下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英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英国必须要考虑中国大陆及美国方面的反应。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经济利益被暂时搁置；当台海局势相对缓和后，经济利益便成为英国主要考虑的方面。在此过程中，英国重商主义传统充分展示了其影响力。

——《试论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进步，英国信贷市场将加速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信贷机构可以更精准地评估客户信用状况，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英国更加注重绿色信贷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环保项目和企业。同时，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信贷市场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转型。普惠金融也是英国信贷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未来，信贷机构将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覆盖率。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国信贷市场将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信贷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国际竞争力。

——《欧美信贷市场再研究》

材料一：中唐以前,四川盆地内除川西平原外，其他区域开发程度很低，与外部经济交往规模不大，主要以川西平原地区通过川北的栈道和直接经过长江顺流而下同外部往来的方式进行。在此状态下，巴郡(重庆)仅起着过境驿站的作用。中唐以降，随着川中、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的最重要的根、棉、麻丝产区。北宋中晚期，随着嘉陵江流域与外部经济交往的增多，重庆的川江枢纽地位逐渐成为现实，地理优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大散关一带的战争频发，大量的粮食、军需物资通过长江、嘉陵江运往川陕前线。频繁的水路运输使重庆到南宋时已发展成为“两江商贩，舟楫旁午”的集运输出大港。

——摘编自周勇《重庆通史》

材料二：1873年，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其初涉长江就遭到了英美航运公司的敌对。就连一贯在长江航运势力中争分夺利的美国旗昌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也暂时停止了相互倾轧，把挤垮招商局作为共同的目标。1874年7月，太古洋行的上海分经理给伦敦写信时曾说：“我们和旗昌洋行正在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公司的办法。”待招商局船只进入长江，太古洋行和旗昌洋行疯狂下调运费，“长江减至二两”，“使它仅能维持生计”。此外，旗昌与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还商定“同拦扬子江载运之业”、宣称“不许别公司同行矣”。这种不惜血本竞争凸显了外轮航运势力扼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企图。

——摘编自朱杰《试论晚清列强对长江内河航运权的侵夺和影响》

材料三：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自己修建成的。但运河一直被英法控制，每年从运河获得巨额利润。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权利及义务均移交埃及。英法立即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并在地中海调兵遣将。10月，英法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埃及机场进行轰炸。纳赛尔号召人民开展游击战，坚决表示战斗到底。这时，阿拉伯国家纷纷与英法断交，断绝对英法的石油供应。11月10日中国政府将2000万瑞士法郎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人民。美国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为此下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并以实施经济制裁威胁英法。1956年11月6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2月3 日宣布从埃及撤军。1957年4月，运河在埃及政府管理下全部通航。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四：1983年，中国交通部提出“有水大家行船”的方针，鼓励地方航运企业进入长江干线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84年，长江航运管理局撤销，组建长江航务管理局，建立政企分开的长江航运管理体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长江航务管理体制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在相应的历史阶段都较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基本适应了长江航运生产力与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16年，长航局深化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集中统一、权责一致、关系顺畅、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有效保障了长江航运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邹雪妍《开启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