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食盐专营体制，对盐行业产销统一归口管理，在预防和消除碘缺乏病危害、保障食盐质量安全与供应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这一体制的运行也导致了诸多问题：许多盐业局和盐业公司政企不分、专营权和监管权不分，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产销主体分离、各自为政，宏观调控乏力，导致产能过大、产销失衡、生产过剩；企业过度依靠专营政策，缺少市场竞争压力，不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亦缺少提高技术水平、自主创新的动力。另外，缺少竞争导致的效率低、成本高的情况，也难以从经济上抵制私盐流入市场。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废除了食盐计划管理和政府定价机制，要求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批发企业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允许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以自主品牌开展跨区域经营，实现产销一体，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盐业管理体制。

——摘编自段俊光《浅谈盐业体制改革与盐业市场管理》

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类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责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据报道，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笔者注意到，这是该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意味着各方期待的立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事宜已加快步入“办事”日程。

——摘编自人民网《立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合作社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2年美国农产品总量的80％以及出口农产品总量的70％均来自农业合作社。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合作社正是由拥有农场所有权的农场主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自有自享的法人团体。美国农业合作社类型众多，主要可分为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类，美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形成了“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多样的农业保险，大大降低了农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赵冉、苏群《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运动使中国在基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状态下，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胡绳所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我国在引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转向合作制经济的时机选择上并不成熟，加之在运动中注入了太过明显的政治因素，以致合作化运动中一再产生重大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合作制经济本身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关键点，也为我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建立农村合作经济提供了诸多启示。

——摘编自张勇《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