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城市的规划很早就有了：一种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大道）九纬（东西大道），经涂九轨。左祖（宗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在周代，天子的城方九里，公爵的城方七里，侯爵与伯爵的城方五里，子爵的城方三里另一种是《管子·乘马》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据孙莉《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对我国当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材料二   唐宋城市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城市在空间格局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据钟灵毓《＜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东京市肆形态及街巷空间研究》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城市化有所发展，1843年、1893年、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5.1%、6%和10.6%，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口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色彩浓厚，但内地城市发展停滞、衰落，例如，西安人口由曾经的百万减少到1920年的20万，兰州人口1901年的55万，减少到1921年的32万。在铁路沿线及其辐射区域，一大批新兴城市和集镇拔地而起，那些沿江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增添铁路这一新的运输手段，而更加兴盛起来。

——据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材料一   元代中期有效的海运保证了大都的粮食供应，推动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在元朝末期，顺帝至正年间多次出现“海运不给”“运道遂梗”的局面，“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京师乏粮，使大都附近“强贼四起”。时人认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并建议“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但元顺帝不允。行之数十年的京师赈济至此停止。京畿自然灾害频仍，大都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大量人口外流。元朝廷不得不鼓励在京畿内开荒垦田，同时资遣流民及裁汰冗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

——摘编自韩光辉、向楠《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材料二   工业革命导致了英国城市人口的剧增，伦敦、曼彻斯特等诸多城市出现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此，英国议会通过了多项法律，支持政府加快修筑运河和铁路，促进国内不同地区的粮食流通和互补，增强城市粮食供应的稳定性。184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自1815年以来实行的《谷物法》，该法案曾规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夸特是英国的重量单位，约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粮食。据统计，英国19世纪30年代进口粮食比重为2%，到19世纪60年代增至24%。

——摘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一   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3%，而到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1861年，已有16个城市超过10万，1881年城市化率提高到7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随着技术革新在棉纺织领域的展开，轻工城市率先异军突起，进而带动煤炭、冶金等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商品和原料的流动，需要畅通的运输渠道，大工厂制度需要仓库、码头储存原料与货物，因而一批交通枢纽城市应运而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内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他们要求通过议会改革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同时，城市人口的集中也为开办学校或其他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城镇中先后出现成百所技工讲习所，传授数理化知识。过去田园式的生活被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取代，人们追求的是世俗的利益而不再是宗教的慰藉；过去贵族乡绅热衷于赌博、嬉闹，现在则喜欢听音乐、欣赏戏剧，旅游等。城市集中了众多的工业，拥有稠密的人口，使得生活环境很难得到保证，如没有下水道系统，垃圾、粪便、污水不能得到及时处理，成为细菌繁殖和蚊蝇滋生的场所，城市中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等疾病很容易蔓延。由于住宅建筑滞后，加上资本家为利欲所驱使，使得城市的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密集的人口使各种犯罪活动也随之大幅度上升。

材料二   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古代行政权力致力于基层秩序的稳定以及赋税徭役的征收。家族宗族负责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乡约教化、协助政府管理赋税徭役的征收事务、推进资助乡村公共事业、保卫乡里，等等。乡绅作为乡里的代表与官府沟通，官府批准的福利救济经费通常由士绅承担。很多地方，保甲职役是由宗族组织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轮流顶充，保甲与宗族是相互融合的。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一   由汉代至清代，中国的城市基本就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体系的载体：主要的城市都是地方官府和士人集中的地方，又是科举与官学等教化机构所在，以推行与农业经济直接有关的农田水利，河道整治工程，负责地区文化和社会建设，包括教育、救灾，福利和医疗等服务的提供。

——薛风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材料二   在欧洲和亚洲，从10世纪到18世纪，经济关系的转换改变了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简单的索取关系。当贸易变成了经济的引擎，城市商人开始进行买卖交易。他们一般购买原材料羊毛、木材、香料。然后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如纺织品、小船和食品。……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在欧洲。以水力或火力为动力，工厂中被工业人口所操作的越来越多的新机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过去以教堂或宫殿为中心，被城墙环绕、集中在市场或河流旁的城市，现在有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的经济财富集中在工厂、铁路和工厂工人的住房上。

——阿瑟·格蒂斯等《地理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材料一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最终成效不大。

——摘编自彭大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简要回顾》

材料二   1933年5月12日在《农业调整法》通过时，农业部长华莱士表示，美国“自由的个人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唯一可以达成长期生产控制的方法，乃是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进行努力。”他还动用政府力量，引导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者之间签订“市场协议"，使他们在最低限度价格、供求总量等方面达成协议。后来，在他的活动下又争取通过了《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农业信货法》《农场抵押法》《农作物贷款法》等法律，以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支持。他还建立农业“常平仓”制度，即政府储备粮食以调节粮价。从1932年至1939年，英国农业基本恢复起来，农民的处境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摘编自王丽.张婵等《论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及农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