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操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摘编自《后汉书》等

材料二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调查，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1200余万人，病牛约120万头，钉螺分布面积达148亿m²。血吸虫病的肆虐给流行区广大群众带来深重苦难，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真实反映了当时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方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防治”的原则，经过70余年的积极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操治国《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挑战与对策》

材料一   在与瘟疫相互搏斗的过程中，17世纪英国的防疫体系真正走向了体系化，英国世俗政府在这时期取得了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治理大权，成为防疫系统的主体，旧有的教会救治机构不再生效。英国构建了中央—地方两级防疫体系，防疫法令颁布逐渐统一。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伦敦法令》，改变了以往对于隔离病人“敬而远之”的态度，安排专门的马车夫运送病人去隔离医院，能够让病人尽可能地得到救助。法令还充分考虑了家庭隔离的不足，公开要求各城镇在周边空地设立防疫隔离场所，解决了隔离医院救助人数有限和家庭隔离造成家人感染的现实问题。

——摘编自许晋《英国瘟疫治理政策研究：以伦敦大瘟疫为中心》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与其相配的医疗体系也逐步完善。普鲁士在1842年颁布了新的《济贫法》，在该法案中强调社会救济原则，不再以属地原则为主，所在社区有义务对病人进行照顾。1876年时，每388.7人中就有1名专业人员，专业医生成功取代非专业医生和外科医生。普鲁士的公立医院从1822年的155家上升到1876年的12122家。在1852年，每121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到了3年后的1855年，每86.8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

——摘编自赵戈晨《19世纪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及启示》

材料一   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下旬，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突然爆发鼠疫，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

——摘编自谭乐沁、杨晓璐《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材料一   1878年黄热病流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民众大批死亡、社会恐慌以及工商业瘫痪。根据美国的联邦二元体制，处理多数卫生事务的权力不属于联邦政府。因此面对传染病危机，联邦政府只为灾区提供了少量救助物资，州政府提出黄热病防治建议，不少州政府把卫生职责下放市镇当局，允许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但是州政府和市镇当局又难以承受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况且有些南部城市还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在防治中，是由民众、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社会力量承担了照顾病人和救济贫困者的大部分责任。这场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不足，促使联邦政府开展联邦卫生机构改革，推动了国家卫生局的成立。

——摘编自王光伟《传染病疫情下的政府防治与社会救助——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为例》

材料二   1902年京津霍乱时，清廷派出大臣设坛焚香以期消除疫疠，任由患病之人来去自由。仅仅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建立了卫生机构，其他地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遍及全国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还规定对婴儿和儿童进行预防种痘，仅北京一地，每年种痘人数就在三万人左右。河北省由民政厅主管卫生事宜，在疫灾流行时，本地的卫生机构主动开展防疫治疫工作，采取卫生消毒、隔离病人、防疫注射等措施。社会精英也愈发认识到民众身体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根本，同时指出民众若得不到有效救治，便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他们不忍见民众受传染病侵袭之苦，积极指出卫生建设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冀望政府有所改进，施惠于民众。

——摘编自齐晓钰《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其父亲张宗汉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当时社会政治腐败，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造成“生灵涂炭，横尸遍野”，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张仲景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尽管做官，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王朝四分五裂，面对这一局面，张仲景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建安十五年，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摘编自《古代名医大全——张仲景》

材料   下表1902—1912 年《大公报》中刊载的一些医学广告。《大公报》创刊于1902 年，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报刊之一，刊载了大量的医学广告。其所刊载的西医广告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医学学科概念，代表性的眼科广告有“西国医眼”“大学眼药”“共济医院广告”等，代表性的牙科广告有“牙医周相臣”“金刚石老牌牙粉”“小松崎齿科病院”等。

从广告看社会变迁

材料 朱肱(1050——1125年)，宋代著名医学家，出身儒学世家。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无意为官，退而从医，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朱氏习医，博览众家之著作，采各家之精华，尤尊仲景学说，把《伤寒论》视为经典，反复学习，锲而不舍，精心研究二十年，深领要旨。朱氏在治学上善创新，重实用，学术上以经络立论，首倡以经络学解释伤寒之三阴三阳，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张遣方用药必方证相合，灵活加减，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著成《伤寒类证活人书》，是伤寒学派史上重要的医学文献。

——摘编自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