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清代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从事医学实践初期，就非常重视解剖知识。他认为“夫业医治病，当先明脏腑”，指出对脏腑的认识“本源一错”，在临床上就会“万虑皆失”。他在研究古代医著中，发现有许多矛盾之处而怀疑有错，但苦于“无脏腑可见”作改正的依据。王清任为了弄清脏腑，还曾做过动物解剖作比较，对人体脏腑，苦心“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王清任连同平素积累的治疗气虚、血瘀的理论和经验，著成《医林改错》刊行于世。他在讨论解剖和半身不遂时，都把《内经》、《难经》、张仲景及后世各家看法——列举，条分缕晰，慎重对待。他认为著书立说，“非欲后人知我”，而是“记数条示人以规矩”，使业医者“临证时有所遵循”。为防止习医者读完《医林改错》便认为可治百病.他一再告诫：“病有千状万态，不可以余为全书。”
——摘编自王敬兰《王清任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清任取得医学成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清任的科学精神。
材料 吴鞠通（约1758-1836）清代温病学家，江苏淮阴人。十九岁时，其父得了温热病，经多方求医，但病症始终无起色，终于不治。吴鞠通“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于是“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他购来医书，日夜攻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吴鞠通“来游京师”，并在京城得以阅读大量先贤医学著作。面对浩瀚的医著，他没有机械地全盘“兼收并蓄”，而是相应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经过十余年的呕心沥血，他终于完成了医学名著《温病条辨》，创造性地提出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和方法，大大地丰富了祖国传统医学宝库。嘉庆十八年（1813年），吴鞠通的这部伟大著作，在汪廷珍的资助下，得以刊刻问世，并很快传到了日本，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现代中医学院也把吴氏著作作为必修课程。
——摘编自郭寿龄《清代大医学家吴鞠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吴鞠通取得医学成就的有利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吴鞠通的主要人生经历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少年好学，因家贫，通过砍柴来购买纸笔，乃至常常在夜间写书诵习。他有时寻求典籍探究学问，不远千里，不顾道路崎岖艰险，于是得以博览群书终成大名。太安年间(302-303年)，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传檄书召葛洪为将兵都尉，让他攻击石冰的策应部队，葛洪打败了这支敌军，石冰之乱平息后，鉴于乱世加之本人厌恶官场而弃职潜心医学和养生之术，他所撰写《抱朴子》成为道家的重要书籍;同时经过大量的观察、实践为后世留下了《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多本涉及道家养生和中医药的书籍，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我国医药学家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的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的发明，就是受到了《肘后备急方》的启发。青蒿素的发明与使用，不仅说明了葛洪医学上成就，而且再一次证明了中医药学的价值。
——摘编自《晋书:葛洪传》等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葛洪的贡献。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葛洪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在行医过程中，李时珍发现以往本草著作存在不少错误，立志编著一部新的本草著作。他以宋代著名药物学著作《证类本草》为蓝本，参阅了800余种相关文献，结合实地考察与临证实践历经30多年编纂而成。全书记载了l892种药物，纠正了以往本草学中的错误，以药类方，载方达1万余首，另附药图1000余幅。李时珍还创立了“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药物分类方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他还对每味药物进行了详细的科学论述，对药物相关文献深入研究、考证和实际考察、临床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本草纲目》自1596年刊刻行世后，屡经再版，影响深远，不仅在国内流传，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其成就为世界所公认。
——摘编自王振国《中外医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时珍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李时珍在中国古代医药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1)依据材料，概括古代政府防治疫情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秦时，始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即使焚书坑儒时也“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使得先秦的医学成就不至于毁于一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为了稳定社稷，西汉政府施行保育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的政策，为此方术备受推崇。西汉中期，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工商业者的限制政策，使得已被纳入“工”阶层的医者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治人”为本、“治物”为末的思想极大地制约了医学的发展，但是西汉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摘编自李晓芳《西汉医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材料二 宋代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欧阳修、王安石、富弼等都参与到古医术的整理工作中。至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种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宋刑统》中有关于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是医疗领域的一大进步。根据政府规划，中央设置翰林医官院，地方州郡设医官制，并创办太医院和地方机构负责医者教育与培训。此外，还设有国家药政机构和官办药厂和药店，将药物列为专卖品。在医疗救助领域，官办的福田院、漏泽园等医疗慈善机构也极大地提升了两宋的医疗水平。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成为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推动了古代解剖学、病因学等科学的发展。
——摘编自傅维康《中国医学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秦汉医学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两宋时期医药学发展的表现，并简述其影响。
公元2世纪,35°N附近的东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他们在中西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如此重要，以致被分别尊为“PrinceofPhysicians”和“医圣”。
材料一 盖仑（129 -216?）出生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自幼接受希腊哲学、数学和文学教育,青年时辗转各地学习医学知识。他承袭“医学之父”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但绝非对波氏医学的教条研究。在亚历山大城接受的动物解剖训练,使他能够从具体器官、部位的损害或病变来探明病因,进而开展大量巧妙的的生理学实.验,探索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他积极践行亚里士多德“实践研究与科学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以数学推理式的严谨思维来保证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的准确性。这些空前的成就使他出人头地、成为御医,但他始终坚持着“有治无类”的行医准则。他著述颇丰,据说超过300本,传世经典《论身体各部分的功用》是西医必读书籍。盖仑医学被教会势力长期奉为不容触犯的金科玉律,因此其学术价值在近代遭到不公贬损,但更多学者将其视为西方近代医学的起点。
——摘编自（英）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二 成书 于西汉的《黄帝内经》等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则反映出当时临床医疗的发展。东汉后期,天灾与战乱致使疫疾连年，张仲景（148 -219）因近百名族人死于伤寒而立志从医,他反对“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之人，主张“精研方术,爱人知人”。他以医经为指导,总结荟萃经方家们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熔于一炉,著成《伤寒杂病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一病一证（症状、体征等）、一方一药的正确论述,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提出“辨证论治”范例,成为后世医家临证诊疗的重要准则。
——摘编自常存库《中国医学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盖仑和张仲景作为伟大医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盖仑医学与同一时期中医药学的差异。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医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卒于天宝十四年，（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手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王焘对于方剂的收载，不仅广引博采，而且精挑细选。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于天宝十一年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这种方法，现今仍被沿用。《新唐书》将《外台秘要》称作“世宝”，历代不少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其卓著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王焘以一生的精力，为保存古医籍原貌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施若霖《中国古代的医学家》
（1）依据材料，概括王焘在医学上的主要贡献。
（2）依据材料，分析指出王泰取得医学成就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