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尽管人类（进港40天内）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比如在鼠疫爆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体现了他们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
材料二 科学家成功地发明了廉价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类传染病。不仅如此，能够有效推广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机构，也在各地迅速出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并发）慢性病的强化。
材料三 毋庸置疑，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4至16世纪欧洲城市积极防控传染病的原因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二战后传染病防治事业的发展趋势。
(3)综合以上材料，运用唯物史观对材料三的观点加以解读。
材料 明代万历年间瘟疫流行。旱灾经常与瘟疫相伴随，使瘟疫迅速蔓延，加重瘟疫的危害性。旱灾有时还伴随蝗灾，旱灾导致禾稼尽，饥荒不断，粮价飞涨，人相食。“民饥多疫”是万历年间瘟疫发生的典型特征。除了旱蝗灾外，受地理环境影响，一些地区受到其他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灾害同样与瘟疫相伴随。像一些地区经常受到水灾影响，如上海嘉定县万历三年乙亥，大水疫。万历年间的瘟疫除了与其他灾害相伴随的特点外，还有种类复杂多样、患者症状不一、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流行特点。万历年间瘟疫流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朝廷停止大型工程，诏免灾区夏粮秋税，留以充赈并督促地方官员维护好社会秩序。《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了万历年间一些应对瘟疫医术高明、积极作出贡献的医生，如浙江周行县蔡系施药，救活数万人。
——摘编自王金鹏《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1)根据材料，分析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特点。(2)根据材料，概括明朝防治瘟疫的措施。
材料一 在医药学方面，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扁鹊已能掌握切脉、望色、听声等诊断方法和针灸、汤液、熨 帖等治疗方法。到了秦代，始皇焚书，但保留了医药书。淳于意是西汉文帝时的良医。《史记》里记载 了他的25例医案，各有病理、辨症、治疗和预后，可以看出淳于意的医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约在 西汉初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以问答形式解释人体的各种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对血液循环作了首创 性的论述，指出了切脉在诊断上的重要意义。书中对44类311 种病症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法，还提 出了“治病必求于本”和疾病预防的宝贵思想。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长期以来的大量 药物学知识，记载了365种药物，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它详细地记载了药 物性能、采集时间、采集方法、主治病症以及药物的配合运用。这两部书是中国医学体系和药物学体 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材料二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隋唐以前，中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特别是中医对国外的影 响主要在日本、朝鲜，从隋唐时代起则与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广泛的往来。在繁荣的中日文化交流 方面，医学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此时日本大量引进中国医学，他们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药 学，大量输入中国医药书籍，甚至将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几乎原样搬到日本，并以 《大宝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时期朝鲜医学也经历了与日本大致相似的情况，朝鲜化的中国医 学在朝鲜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学同时也传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印度所谓的“神州上药”,即指中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至德《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中古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医药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中医药交流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多数哲学家承认科学的原因。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 A．系统总结了我国中医药学成就 | B．无愧为中医临床百科全书 |
| C．说明我国中医学缺乏创新精神 | D．可佐证古代科技的实用性 |
史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成书，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然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确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战国时期的扁鹊已能通过诊脉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针灸疗法在汉唐时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隋代统治者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的巨著《诸病源候论》。唐宋时期，政府设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并多次颁发药典。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
史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建造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探究】
(1)根据史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我国传统中医药学发展的特点。
(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医在近代中国迅速传播的背景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查德威克通过出版调查报告来引起政府重视。1844年，恩格斯也在英国进行深入的调查，对英国城市公共卫生恶劣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向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控诉。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卫生管制，注重立法规范与制度建设，先后通过创建卫生总署、枢密院医务部与地方政府事务部等机构统筹管理公共卫生，最终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此后，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疾病威胁大大降低，曾一度让英国人闻风丧胆的全球性霍乱于1866年第四次爆发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了。经过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世纪末，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宁波气候湿热加之开埠通商，疫病容易滋生，政府采取设立时疫医院、完善公共设施、注射疫苗、举行夏季卫生运动会和卫生展览会来防治疫病的流行。为了改善城区环境卫生，政府陆续制定《公立医院暂行章程》等法律法规并在城区执行，还加强城市饮食卫生的管理，在饮食摊贩和饮用水管理上出台了严苛的管理措施。近代宁波帮的崛起，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在时疫救治方面，宁波民间力量更是不遗余力，发挥了巨大作用。1927年设市的宁波制定了相应的城市建设计划，并设立了专门负责的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局，取代了之前隶属于警察厅的卫生部门，到1936年一个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事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吴美蓉《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建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近代中西方公共卫生事业获得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关中、河东发生疫情后，朝廷派“医贵药疗之”。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襄城、宫、泽州疾疫，遣医就疗”。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也“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大和六年（832年），“杭州八县灾疫，赈米七万石”，唐文宗下《拯恤疾疫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年），“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
——摘编自李胜伟《唐代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措施浅论》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政府应对疫病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代应对疫病灾荒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首先，在时间上江南的瘟疫频数在有清一代呈不断增多之态势，在空间上，在人口密集、地处交通要冲的地区，瘟疫较多，而地势偏远、人口稀少的小县则相对较少发生瘟疫。其次，清代江南的急性传染病尽管数量繁多，但霍乱、伤寒和痢疾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明显超过其他地区。特别在4月至7月这四个月，发生疫病要占到瘟疫总数的 78%以上，加之对外交往的增多，生态环境的变化，伴随新的疫病尤其多发。但是随着清代医药和社会救疗事业的进步，江南瘟疫的频数虽然不断增加，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破坏力呈下降之势。
材料二 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比如人们开始认为疫气是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这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其次，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诸多疫病开始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在医疗救助方面，由传统社会救济慈善机构逐步向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影响清代江南瘟疫爆发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江南瘟疫爆发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