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8年黄热病流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民众大批死亡、社会恐慌以及工商业瘫痪。根据美国的联邦二元体制，处理多数卫生事务的权力不属于联邦政府。因此面对传染病危机，联邦政府只为灾区提供了少量救助物资，州政府提出黄热病防治建议，不少州政府把卫生职责下放市镇当局，允许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但是州政府和市镇当局又难以承受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况且有些南部城市还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在防治中，是由民众、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社会力量承担了照顾病人和救济贫困者的大部分责任。这场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不足，促使联邦政府开展联邦卫生机构改革，推动了国家卫生局的成立。

——摘编自王光伟《传染病疫情下的政府防治与社会救助——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为例》

材料二   1902年京津霍乱时，清廷派出大臣设坛焚香以期消除疫疠，任由患病之人来去自由。仅仅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建立了卫生机构，其他地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遍及全国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还规定对婴儿和儿童进行预防种痘，仅北京一地，每年种痘人数就在三万人左右。河北省由民政厅主管卫生事宜，在疫灾流行时，本地的卫生机构主动开展防疫治疫工作，采取卫生消毒、隔离病人、防疫注射等措施。社会精英也愈发认识到民众身体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根本，同时指出民众若得不到有效救治，便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他们不忍见民众受传染病侵袭之苦，积极指出卫生建设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冀望政府有所改进，施惠于民众。

——摘编自齐晓钰《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身体检查是基于医者取像类比推求而得，与之相关的身体观与天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相应，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形态。至近代中国，西方身体检查模式传入中国，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结合在一起，开始在西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下被评价。1903年，《湖北学报》和《江苏(东京)》分别刊载《简便国民教育法》和《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强调对学生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1928年，体检在中国不同领域陆续有所体现，民国著名学者黄传霖在专著《身体检查学》中列出了身体局部检查、预防接种施行之前检查等12项身体检查种别。同年全国有了统一的卫生行政体系。1931年又出台了关于从业人员体检的《应考人体格检验规则》。此后，国民政府逐渐在技术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统一体检。

——摘编自王瑶华《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达到12083个，基本形成了以各级疾控中心和各级专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工作网络等。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截止2021年底，基本医疗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同年，60余种罕见病药品获批上市，40多种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

——摘编自庄琦《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材料：19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瘟疫与人》，他认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348——1349 年，欧洲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瘟疫出现，后被称为“黑死病”，造成2500 万人死亡。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瘟疫的助阵。魏晋时期，瘟疫频仍。明末大疫，对国运日蹇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节日习俗，如端午节洒雄黄之酒、熏苍术之烟等行为，明显具有消毒、防疫的目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性霍乱流行，进一步促成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在欧洲建立，特别是在英国，直接推动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宣统年间，东北鼠疫大流行，为中国在防疫上展开国际间合作和推进近代卫生防疫制度建设提供契机。当然，更为直接和明显的，还是瘟疫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

——摘编自《瘟疫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搏击》

材料一：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强制打开，西方科学、西方文化、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国文化，阻碍了中医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各种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不仅强调西化，还强调抛弃掉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观点在医学界尤为突出，中医进入浮沉时期。此时，中医的理论体系不符合西方科学思想，于是中医界开始针对中医存废的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中医之所以能历经岁月长河至今，就是因为中医一直能够医治疾病挽救生命，而中医之所以遭遇生存和发展危机，也正是因为中医医治疾病的功能遭遇困境和质疑，主要是遭到来自西医的攻击。

——摘编自张斯靓《建国后的中医存废之争及其反思》等

材料二：中医既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也是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百年以来，中医的发展走过了崎岖之路，包括数次中医的存废之争。每次中医存废之争都由起初的中西医之争，走向了中西文化之争和医学建制之争。……西医在中国的建制化是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同步开始的，而建制化建设初期的主体力量是海外学习归来的留学生，正是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后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的建制化发展，对当时主要以民办诊所为主的中医医疗机构形成了建制化冲击。……而每次中医转危为安，都得益于文化和建制力量的庇护，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生存危机问题。

——摘编自张培富《21世纪中医的创新发展—一从文化与建制庇护下中医生存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