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8年1月，美国医生迈纳发现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未能提高警戒，民众还沉浸在战争的狂热中，大量士兵被派往战场。为不影响战局，各参战国大都实施媒体管制。英国的“战时机制”使此前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难以发挥作用，有医学刊物公开宣称“流感已全然消失”。8月，美军登陆地布雷斯特成为重灾区，流感病人占据着比伤员更多的床位。各交战国疫情防控信息交流也极为不畅，难以形成国际协调机制。至10月，美国死亡人数达20万。德国全年死亡160.1万人，其中军队死亡38万人，德国国内危机加重。各国政府陆续开始隔离传染源，关闭各类公共场所有城市甚至拒载未戴口罩的乘客。在严格管控下，大流感疫情于1919年渐趋消退。1920年，国际联盟特别添设了国际卫生组织作为其附属机构，这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王叶英《1918年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府很少对医学科研予以支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罗斯福总统的主张下成立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局，使4个分散而独立的科学研究系统联合在一起，对全国的科研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在医学领域，国家对科研活动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对以科研为动力的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战争爆发调动了全国的爱国热情，以拉斯克夫人为代表的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积极投入财力和人力，支持医学科研活动及医学教育事业。二战期间，科研基金主要投向了大学、研究机构等，形成了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基础的科研体系。二战使大学拥有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开展科研活动，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摘编自张艳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的医药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中国已建立医事管理制度，医巫分业、医疗分科。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战胜了巫术。汉代的《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闻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公元5世纪，医学教育体制创立，使医学教育逐渐由师徒、父子传授制，过渡到官办医学校的教育。在政府的鼓励下，在“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思想指引下，读书人逐渐改变了“医为小技”的观念，这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明朝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纳目》是一部中医药学的总结性著作，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材料二   自辛亥革命起，中医药学就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一分子。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西医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的“废止旧医案”。抗日战争后，政府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在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

——摘编自《历史上的中医废立之争》

材料一   至迟自西周开始，已经就医药事物而设官立制。后来，伴随着政治和秩序对于关照民生的需求，医疗制度形成并能够日益发展。汉代出现太常太医令和少府太医令两种职能上有所区分的官职；北齐发展为太常寺太医署和门下省尚药局两种机构，并初置为太子服务的门下坊药藏局。隋炀帝时将药藏局归殿内省。实现了药藏局职能与隶属关系的统一。唐朝建设医疗制度，因革汉、北齐、隋之制而损益之。……唐代在中央设立了各级医疗机构；在地方也设立了一定数额的医学人员，包括医博士、助教以及医学生等。配合这些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设置，唐代还针对医疗事物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最集中的体现是唐令中有专门的(医疾令)。此外，根据各个时期需要，唐代的皇帝还曾针对医疗问题发布过一些敕文，如玄宗时期的(考试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诏)等。       

——摘编自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