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方舟，我国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1955年，他从苏联医学科学院毕业后毅然回国。1957年，他临危受命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次年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疫苗问世后，他冒着死亡的危险以身试药。之后，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脊灰活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指导了我国数十亿份疫苗的生产与鉴定。同时，他借鉴中医制作丸剂的方法，创造性地改良配方，把液体疫苗融入糖丸，研制出了糖丸疫苗，使上百万的孩子免于残疾。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2019年1月，顾方舟在生命最后留下两句话：“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2019年9月，顾方舟被追授“人民科学家”称号。

——摘编自王树惠等《使命与奉献》等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将中医带至更远的中亚乃至欧洲大陆，但还只是零星的，松散的，规模不大，不成体系，但一部分药材作为重要商品也非常受欢迎。 当阿拉伯人经由海路来到这个东方的富庶之国，大量的药材也随着浩浩荡荡的商队漂洋过海，先是被运往阿拉伯，随后转销欧洲和北非，中医也同这些药材一起，被介绍到商队途经的各地。在这些地方，中医知识为当地医学吸收、借鉴，为当地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直至17世纪，西方旅游者、外交官特别是传教士开始大量、系统地翻译中医典籍，中医在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

—于智华《中医》

材料二 与宋元时期政府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相比，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变得日渐消极了。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与之相反，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对维护瘟疫中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县次发生瘟疫，但在《清实录》中却鲜有反映。 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材料三 1895年，德国人伦琴发现了X射线，几乎在同时被应用到医学领域，可视化诊断方式开始进入到医生们的视野。

1916年《博医会报》（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华创办）上，马士敦医生以“中国缠足之恶”为题，对中国的缠脚风俗进行了报道，并利用X线技术对缠足产生的危害作了说明。

《科学画报》1933年在上海创刊，蔡元培、竺可桢、吴有训、茅以升等都曾是该杂志的撰稿人。经统计，1933年至1949年，《科学画报》中有关X射线知识的文章就有数十篇。

1937年，柯达公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投放了X光机系列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写道：“在病家未得放射线照相检验之利益前，殊少拒加手术或治疗者。盖经放射线摄影后，其精确之结果，即可消除一切疑虑，而病状实情得以格外明了也。”近代以来，中医逐渐边缘化。 民国时期陆续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如“废除中医中药”“废医存药”“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

——摘编自张大庆、陈琦等著《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与传播》

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