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走的是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道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体系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中药的发现与应用，中药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与人们的生活、生产，以及防治疾病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中药的各方面理论也是从无数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是古代朴素哲学，突出表现在人与自然，人机体内部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因此，中药理论并不从具体微观成分出发。

——陈信云《中药学》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著作在苏联、朝鲜出版，中医专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政要治病、随援外医疗队出国。文革期间，我国为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刚果等友好国家培养中医学留学生。1975年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赴日参加学术年会，自此中医出国不再只是去执行外交任务了。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签署了交流与合作协议。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留学生教育扩大并形成规模，合作办学则在20世纪90年代有新的突破；据统计，1992年中药总销售额125.7亿元，出口创汇4.5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医药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运用，有86个国家政府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的协议。

——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