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 时间 | 中国视角·世界认知 |
| 16世纪末17世纪初 | 地如此其大也，而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竞利于蛮触之角也欤哉…… ——光禄寺少卿李之藻 |
| 19世纪中期 | 编撰完成《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輶纪行》《海国四说》等著作。 |
| 19世纪末20世纪初 | 编译出版《埃及近世史》《亚细亚西部衰亡史卷》《波兰衰亡史》《西力东侵史》《俄国蚕食亚洲史》《英民史记》《法兰西革命史》《美国独立史》等著作。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文，指出：“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 |
| 20世纪20年代 | 《西洋史要》出版，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第一国际等概念支撑了全书的总体结构。 |
| 20世纪90年代 | 吴于廬、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出版，对世界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着墨更多，并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 |
| 2023年 | 《新世界史纲要》出版，主编钱乘旦在前言中写道：“宗旨是探讨我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为书写中国风格的世界史教科书搭建框架。” |
(2)“中国风格的世界史教科书”应该有何特色？结合史实谈谈你的理解。
材料 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宋史·道学传》
运用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材料中关于儒学一度衰落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逻辑清晰）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中法两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历史上的“中国”
| 先秦 |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洛阳）……宅兹中国，自之乂（yi：治理）民”。 ——西周《何尊》 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 |
| 魏晋南北朝 | 时朝廷遣使诣（慕容）儁，儁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晋书》 |
| 唐朝 | 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仪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仪也。岂系于地哉？ ——《东晋元魏正闰论》 |
| 元朝 | 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诸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 ——《元史》 |
| 清朝 |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雍正 |
——摘编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古代“中国”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古代“中国”的内涵，并予以阐释。（要求：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一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令《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历史必修③》（2004年版）
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年版2022年印刷）
材料二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一位名叫李杰的读者曾致信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在“辟孔”的同时，应“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与孔子相反者”。在他看来，“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系纯摧残君权，扶植民权”。陈独秀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成李杰的建议，而且还认为除庄、墨之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也有益于现代，值得提倡，“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该书有四大特点，其中第三大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即是说胡适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都放在平等的位置，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一个本来的面目，是很平等的”。
——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材料三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
“人民”虽没有放弃对“旧文化”创造者们的敌意，但他们认识到这些文化已为自己所控制。如同列宁格勒的“修道院”一样，全中国的宫殿、庙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遗物——这些东西原本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一律为共产主义者拥为己有，并失去了原有的负面作用，其原物受到保护。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1)运用资料夹中的材料，对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探讨。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也做了相应调整，试分析这一调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
(3)根据所学，以博物馆为例，简述江浙沪地区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材料三 展现的是列文森提出的著名的“博物馆理论”的一部分。仔细阅读材料，概括儒教文化在列文森笔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类博物馆”特征。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 张载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 顾炎武 |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 A．抨击君主专制 | B．倡导践行良知 |
| C．主张“格物致知” | D．强调社会责任 |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建筑室内空间的顶棚，藻井通常只用在宫殿。唐代“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建筑平面作对称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的作用，也显“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建筑“以天为尊”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据尹晖《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等整理
材料三 20世纪初，当人们还在跪拜君上、礼拜神佛的时候，所穿礼服已有用新式机织衣料者，甚至出现了“批洋衣揖孔孟”现象；当人们还在以牲醴笾豆于春秋岁时祭祀祖先的时候，西点西肴、洋酒洋饮料已悄悄进入日常饮食中；当有的贵族、官吏建房逾制遭到参奏的时候，西式洋楼已矗立于通都大邑閱闠之中。
——摘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简要分析“邪辟之说灭息”所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建筑所体现出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例举凸显“中庸”观念的中国古代建筑两例。
（3）阅读材料三，有两点认识可供选择讨论。①有学者认为“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纳，往往学开始于最表面的生活习尚层次”。试以清末民初的服饰和婚姻礼俗变化为例加以说明，并科指出这段时期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迁的主要特征。②有学者认为“旧事物的异变往往需网要内外力量的相互作用”。请列举20世纪初社会习俗存在“旧事物”的现象，并指出导致它发生“异变”的外力因素。
材料一 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国”与“天下”观念的演变，并分析其演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自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天下”“国”“民族”“中华”等被赋予的新的内涵，并分析这些观念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