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黄宗羲将“为故国存信史”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宗旨，相较于考订史实的传统，他更注重于“当身现代之史”与“文献人物之史”，乾隆年间有学者对其史著《明儒学案》作出评价：“论学最为详备，窥其意旨，取扶植名教砥砺风节者多。”由此可知，黄宗羲的史学研究（ ）
| A．过度强调文献史料 | B．注重还原历史真实 |
| C．服务现实政治需要 | D．践行经世致用精神 |
| A．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被发掘利用 | B．封建政府极力宣扬传统正统观念 |
| C．主流价值观念深入影响社会生活 | D．手工业品成为文学艺术传播媒介 |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儒学认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 “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编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 “中国蓝”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独创，据出土的珠料和管料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蓝”已成为贵族审美的嗜好，并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古人不畏险阻从遥远的异国他乡采购青金石作为蓝色颜料来装饰佛像，以示对信仰的虔诚。唐代的窑工们，将“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浑厚华滋。经历了两宋时期的没落，青花瓷在蒙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烧制元青花瓷的高铁低锰的钴土矿（“苏麻离青”）来自波斯。元朝政府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贡瓷的“浮梁瓷局”，烧制出的青花瓷颜色稳定、沉静，而且在烧制瓷器的温度、质地及装饰手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青花瓷也因其高贵典雅的艺术水准而成为14世纪大规模对外出口商品之一。……元、清两代因信仰萨满教而崇尚天蓝色，明代统治者因信奉道教而推崇青蓝色系。几经历史淘洗，“中国蓝”终于成为华夏文化记忆和对外和平交往中繁荣发展的见证。
——摘编自邹文兵、曾璐《“中国蓝”：色彩情感与品牌视觉形象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元朝以来青花瓷快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蓝”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摘编自《宋代疑古思潮简史》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指出两次“疑古”思潮的不同点，并简要评价20世纪的“疑古”思潮。
| A．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 | B．根源于马克思主义 |
| C．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 | D．具有现实关怀意识 |
| A．具有反传统的启蒙意义 | B．带有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 |
| C．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 | D．否定了法家的重义轻利观 |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改变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对儒学“新开拓”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3)综上所述，就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计，《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提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北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设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史学“出现了见深刻的变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