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黄宗羲将“为故国存信史”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宗旨，相较于考订史实的传统，他更注重于“当身现代之史”与“文献人物之史”，乾隆年间有学者对其史著《明儒学案》作出评价：“论学最为详备，窥其意旨，取扶植名教砥砺风节者多。”由此可知，黄宗羲的史学研究（ ）
| A．过度强调文献史料 | B．注重还原历史真实 |
| C．服务现实政治需要 | D．践行经世致用精神 |
| 《宋书·周朗列传》 | “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 |
| 《南齐书·百官志》 | “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汉之书。” |
| 《北史·魏本纪》 |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
| 《周书·文帝纪》 |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子孙遁居朔野。” |
| A．炎黄血统决定了君位的合法性 | B．炎黄的始祖地位得以确立 |
| C．奠定隋唐统一的文化心理基础 | D．民族凝聚力源自祖先崇拜 |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儒学认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 “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编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从政治统一体到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经过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至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数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各族人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民族精神象征，为强化各民族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
——摘编自马慧、刘毅《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溯源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 A．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被发掘利用 | B．封建政府极力宣扬传统正统观念 |
| C．主流价值观念深入影响社会生活 | D．手工业品成为文学艺术传播媒介 |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计，《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提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北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设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史学“出现了见深刻的变化”的表现。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摘编自《宋代疑古思潮简史》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指出两次“疑古”思潮的不同点，并简要评价20世纪的“疑古”思潮。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学说。《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载舟，水则覆舟。”
——摘编自《孟子》
材料二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达到了新的水平。不管他所设计的制度是否能够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但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致。他的思想透显出政治与伦理分离的萌芽，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先驱。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提出以后，在二百年内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船坚炮利，更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都将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一再诠释，以其作为宣传民主和革命的工具。
——李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本”的含义——以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为例》
材料三 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早期的孙中山对“民”的认识，更多的是同情，是重民、爱民与救民。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把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政治理念上也实现了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主张“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在“民有”方面，孙中山认为：民有是指四万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民治”方面，是指人民理应拥有四项基本政治权力：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民享”方面，是指人民享有作为国家主人的自由平等的一切权利。“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的所有物；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四 孙中山先生已经发现了，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所以他吸收了全世界最新的思想理念、知识，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东西。如《论语》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它就包含了均富、以民为本的思想，孙中山先生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处处体现在三民主义中，如民族、民权、民生都是以民为本.而且，孙中山先生考虑新建国家，名称不叫共和国，叫做民国，这里还是以民为本。
——黄明同《三民主义中的民本思想来源于传统文化》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儒家对于民本思想的重要主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孙中山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权利主体、价值目的两个方面有何不同；
(4)根据材料四，指出孙中山“民本”思想的来源，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