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儒学认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 “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编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摘编自《宋代疑古思潮简史》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指出两次“疑古”思潮的不同点，并简要评价20世纪的“疑古”思潮。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材料 杜佑（735一812年），中唐时期政治家和史学家。杜佑基于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资政专书——《通典》。黄帝时在“画野分疆”之中诞生了“万数”的封建国家，他已经认识到了国家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历史进程到了一定阶段才出现。随着国家间逐渐产生了争端，“万国”并为一国，产生了大一统国家。杜佑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政体的产生都有其社会渊源，认为封建制被郡县制取代不是偶然，他本着“为人而置君”的理念，在“利万姓”的立场上肯定并选择了郡县制。这种选择既符合历史趋势，又符合大一统观念，为国家解决藩镇问题与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门类编排上，《通典》分“食货”“选举”等九门，首开以“食货”为首的先河，而“食货”门以“田制”为首，完全不同于此前所有纪传体史籍中的“志”部编排体现了杜佑以“富国安人”的国家理想为追求。
——摘编自阎莉蓉《试论杜佑的国家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杜佑国家观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杜佑国家观的价值。
材料一：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冲撞激烈。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肃清封建剥削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动员青年一代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指导方针，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大学、中学与小学的劳动教育同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教育相互统一。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颜元对劳动教育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