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出现世俗化的倾向 | B．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
| C．逐步融入本土文化 | D．主导绘画发展方向 |
材料一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中国少数上层士绅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等知识，但排斥天主教教义。此后，小规模的“西学东传”一直存在。康熙晚年，清王朝因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祖宗、崇拜偶像及拒用“上帝”译名等“礼仪之争”而开始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雍正皇帝甚至怀疑传教士的动机，担心民众受其蛊惑而影响到法令的推行，于是全面禁教，“西学东传”基本中断。
——摘编自杨晓娟姜红明《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向度：从西学东渐到文明创生》
材料二 法国学者谢和耐把这个时代（明末）的典型特点概括为如下方面：
“以银锭为基础的商业经济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又与从日本到暹罗和菲律宾的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的巨大发展相吻合。”
“所有领域（农业、纺织、瓷器、印刷术等）中的生产技术大发展。”
“社会变革、城市生活的发展，由大小商人、山西的富裕店商和新安商人组织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出现。”
“短篇小说《三言》和《二拍》、长篇小说（1570年左右的《西游记》和1619年左右成书的《金瓶梅》）与剧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明末出现了令人仰慕的新生。”
“具有技术和科学特点的著作日益增多……”
——摘编自罗本琦方国根《明末“西学东渐”的缘起申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末西学东渐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
| A．东亚各国成为中国藩属国 | B．中华文明对周边影响巨大 |
| C．民族文化因交流互鉴发展 | D．亚洲各地区文明同源共生 |
| A．高句丽王朝文化的繁荣 | B．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传播 |
| C．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 D．儒学得到了朝鲜社会的认同 |
| A．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展迅速 | B．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有局限性 |
| C．传教士不可能带来新的知识 | D．近代中国面临西方文化冲击 |
| A．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 B．推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普及 |
| C．旨在弥合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 D．彰显了基督教的普世性和优越性 |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8世纪“东学西渐”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 A．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 B．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
| C．琉球王国大力弘扬中华文化 | D．中国与琉球民间交流内容丰富 |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会昌灭佛”的原因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