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后，黑人再次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他们从南部农村来到北部城市，该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没有减弱。尽管许多黑人在经济地位上与白人处在同一个阶层，但黑人仍然面临着困境。一是教育、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被隔离；二是就业上的歧视，黑人雇员不仅就业困难，而且工资低， 因此处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旋涡之中。许多雇主认为市中心的黑人既无技术，也没有职业道德。

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有着很大的影响。学者对美国52个大都市区研究表明，工厂地点转移导致10%~30%的工人失业，黑人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要高。1970年至1980年间，30%~50%的失业者来自黑人。这一变化使美国的少数族裔中出现了大量的底层阶级。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农村。从1970年到1985年间，南部乡村黑人，无论和农村的白人相比，还是和城市里的黑人相比都存在着持续地高失业率。

——摘编自石光宇《美国后工业化时代少数族裔经济地位研究》

材料二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在2012年至2021年的短短十年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西藏、贵州、云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为9.5%、9.4%、8.4%，增速分列全国第一、二、五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的许多发展短板得以补齐，例如，2021年，民族地区共建成5G基站17.79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73.7%，西藏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为94.55%、77.94%，内蒙古在近十年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6.4万户、危房改造116.65万户，配套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160多万套。

——摘编自李伊《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有人开始被运往国外。1876年，北海（当时属广东管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从北海口岸出国的华工，每年多则4000人，少则数百人。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

——摘编自石维有、张坚《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材料二   清末的广西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此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海外移民。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再加上天灾频仍，大量破产的百姓纷纷外逃。此外，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广西学子出洋留学，也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梁茜茜《论清末广西海外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材料三   1940年，日军将越南作为向中国华南进攻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导致广西边境交通受阻，广西人迁居海外的人数剧减。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南进侵占东南亚，大约有11万侨胞又迁回广西。而广西一大批爱国志士，利用广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移迁至越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少数广西籍士兵流落在缅甸和印度。

——摘编自向大有《民国时期广西向国外移民三个时段社会背景特征》

材料一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孟就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周礼•秋官》记载：“司命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后，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提倡早婚。商鞅提出了“制工分民之律”的思想，注意人口管理。西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晁错主张，要使百姓乐迁，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以优厚待遇。东汉末年的徐干提出了“民数周为国之本”，指出搞好人口调查是国家制订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唐代杜佑的《通典》之“户口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少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到了宋朝，南方户口日益繁盛，苏轼主张将人口从稠密地区移向稀疏地区。

——摘编自崔乃琪，陶器《浅论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之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表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人口大国，16世纪人口已是欧洲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名列前茅，法国人口过剩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法国还是农业为主的国家，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强制规定，所有子女必须平分上一代的遗产，使得法国农民开始限制生育，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分得过于破碎。……19世纪法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将精力、金钱主要用于自己与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渴望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愿养育更多的子女。法国也不曾出现过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农业革命，也未出现过工业的急剧增长，工农业均呈现缓慢、渐进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宋严萍《十九世纪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及原因》

材料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因此，深入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并在落实生育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编自王军《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材料— 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相互隔绝、各自独立的几块陆地上，没有哪一块大陆上的人们能确切地知道，地球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而几乎每一块大陆上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危机：1520—2021》

材料二近代以来，“自由”观念广为传播，其中也包含了人民对于居所的自由选择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要求在国家内部迁移、定居的自由和出境自由，这些权力最终在19世纪的各种民法中得到了法律保障。……近代早期大量的人口迁徙在19世纪得到显著增加。例如在德国，1816年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总数超过十万，1910年城市人口占据21%，1939年32%。此外，19世纪跨国以及全球范围的人口迁移也不断增加。据估计，1850至1920年间有5至6千万的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大多数迁至北美。

——《北大德国研究》

材料三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谈到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尤其是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他指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摘编自李惠军《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审视“家国情怀”》

材料一   13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方彼此了解几乎为零。蒙古西征后，以马可·波罗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商人和文学作家开启了欧洲人对中国神话般的梦想。18世纪，从器物到文化和哲学思潮，再到文学艺术，“中国热”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1700年，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一顶中国的八抬大轿现身凡尔赛宫，之后“中国情调”成为引领欧洲时尚的主流。

——赵凤玲《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13—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材料二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的外交使节、商人、游历者们不再关注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和对世界的贡献，而是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以及中国人的样貌等方面，建构颓败的社会、腐朽的政体以及没落的道德等中国形象，在他们的一再努力下，一个腐朽落后的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傲慢的鄙视和偏见。

——赵凤玲《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13—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材料三   新时代的中国用实力向世界展示了如今的强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应对一些大的全球性问题上，无不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认可。

——何姝妤《新时代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